中国的新常态对汇率运行有什么影响

国际货币政策分化，美元持续走强
　　后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表现不一。虽说全球各大经济体时不时都有亮点出现，但不少都是“昙花一现”，与美国经济的稳定发挥和逐步向上相比，尚有不小差距。由于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一致，全球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各个央行都在考虑用非常规的措施走出困境，而美联储却在考虑合适时机进行加息。再加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推波助澜”，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大量资本涌入美国寻求保值增值，导致美元持续走强，而非美元货币则普遍面临贬值压力。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美国经济自2014年二季度以来出现强劲反弹，三季度GDP增速进一步大幅向上修至5%，创下过去11年以来最高。此外，美国通过“再工业化”和“页岩气革命”显著增强了内生增长动力，摆脱了能源条件约束，复苏步伐将稳步加快。而欧洲经济复苏力度依然疲软，日本经济仍将在低位徘徊，新兴经济体风险增大，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主要发达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冰火两重天的格局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强。
　　其次，全球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推动美元步入升值周期，非美元货币贬值压力加大。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加息逐步浮出水面。美联储刚刚公布1月FOMC 会议纪要对劳动力市场的改善情况更有信心，同时认为通胀短期虽然会再次下滑，但中期上涨以及长期持稳却是明显的趋势，并取消了保持当前低利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措辞。可以看出，美联储正按部就班，稳步、谨慎地改变加息前瞻指导，此次的FOMC会议声明显示美联储又向加息迈进了一步。因此，不出意外的话，美联储在今年三季度加息的可能性较大。
　　与此同时，欧洲和日本央行却在持续大规模放水。欧元区再次接近衰退边缘，且面临较大通缩风险。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再一次重磅出击，并于1月22日宣布了扩大资产购买项目，规模之大，甚至超过市场主流预期。日本央行也宣布扩大资产购买规模，货币基础年增幅目标扩大至 80万亿日元。受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欧元贬值预期加大的带动，各主要货币有竞相贬值之势。
　　再次，地缘政治因素导致避险情绪升温进一步推高美元汇率。2014年以来，国际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叙利亚、加沙、伊拉克局势升级，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争端更是无休无止，近期欧美日各国与俄罗斯相互制裁升级，希腊退出欧洲风险加大，一系列因素进一步提升了美元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未来国际地缘局势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出现局部地区争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避险情绪升温状况下，资金将再一次回流美国，从而支持美元走强，加大非美元货币的贬值压力。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经济强势复苏趋势不会改变，但美国经济仍存在不少深层次问题，包括劳动参与率仍低, 通胀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而欧洲、日本等外围经济依然疲弱，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曲折，可能拖累美国经济，因此，美元走强可能并非一帆风顺。同时还应辩证认识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在美国加快退出QE的初期，全球资本将大规模回流美国，从而引发资本流出，美元走强。但美国经济复苏加快不仅会带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增长，还会导致全球资本的风险偏好回升。因此，随着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不断提升，并带动世界经济向好，美国进口增多，贸易逆差增加，以及风险偏好回升带动资本重新进入新兴市场，美元很可能又将面临贬值压力，出现震荡和反复。
　　人民币面临较大阶段性贬值压力
　　全球复苏差异和货币政策分化推动美元走强，进而也带来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压力。自2014年2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波动中走贬，2014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小幅贬值0.36%，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更是贬值2.7%，这是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汇改以来首次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年度贬值。进入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出现罕见贬值压力，近期更是连续几日几乎逼近跌停线。
　　从国际上看，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美元走强可能引发资本流出,带来国内流动性紧缩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欧洲和日本经济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国际金融市场仍将处于动荡之中，美元升值会导致部分资金持续撤离中国而买入美元及美元资产，中国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事实上，2014年以来的外汇占款运行变化已经对此有所反映，新增外汇占款从5月份开始急剧下降，随后一直在低位徘徊，个别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全年来看，2014年金融机构外汇占款累计增加7786.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72%。预计在美联储加息初期中国将再一次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复杂时期，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1月制造业PMI为49.8%，连续5个月下跌，近28个月首次跌入收缩区间。在宏观经济的增速换挡与行业内部深刻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局部行业集聚的风险和问题有集中暴露的危险，导致市场情绪处于较大波动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中性宽松的预期加强，且近期进一步降息、降准的市场预期加大，从而进一步导致资本流出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面临下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大国。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推动资本外流，增加市场外汇需求。
　　在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下，市场主体结汇意愿下降，购汇动机增强，进一步加大了市场上的外汇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衡量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的银行代客结汇占涉外外汇收入的比重（即结汇率）总体下降，由一季度的77%降至二、三季度的68%，四季度略有回升至71%，全年平均为71%，结汇率比上年回落了1个百分点；而衡量购汇动机的银行代客售汇占涉外外汇支付的比重（即售汇率）则逐季上升，由一季度的61%升至四季度的73%，全年为69%，售汇率比上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首先，中国经济将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虽然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内外部的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还要看到一系列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宏观调控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等战略的稳步推进，将在拓展新外部空间的同时，盘活中国部分过剩产能的存量，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进，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率将不断提高，新的增长点有望得到培育，因此，未来3-5年中国经济仍有望继续保持7-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保持中高速增长国家的货币会出现趋势性的大幅贬值。
　　其次，中国仍有望保持一定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近年来，在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有所收窄，但仍将维持一定的规模，顺差的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尽管人口红利正在消退，但相比国际市场，中国劳动力价格的相对优势状态仍有可能维持一段时间。据统计，2014年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仍达1000多亿美元。而随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世界经济回暖，中国出口有望好转，进口需求有加速回暖趋势，未来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将保持稳步增长，国际收支仍将保持一定规模的顺差。国际收支状况的稳定，将使外汇储备规模基本保持稳定，这将使人民币缺乏趋势性贬值的基础。
　　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贸易收支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对欧盟和东盟等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是逆差，而唯独对美国存在巨额顺差，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波动，但同时也制约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据统计，前些年对美顺差占整个顺差之比重曾高达100%以上，2013年虽有改善，但也达到83%，2014年仍有望保持在65%以上。鉴于贸易结构存在问题，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变。顺差国货币升值、逆差国货币贬值的国际经济学原理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未来仍存在升值压力。因此，可以说，目前中美之间贸易的较大不平衡基本封杀了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可能。
　　再次，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障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引导市场预期的重要基础。中国拥有近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一，这是防止人民币出现持续显著贬值预期、陷入“预期货币贬值→资本流出→贬值预期增强……”恶性循环的重要保障。有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汇率中间价就可以充分发挥对市场预期的有效引导作用，市场对中间价不会“无动于衷”，从而确保汇率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与“新常态”的
　　内在要求南辕北辙
　　在“新常态”下，投资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消费将继续发挥基础作用，出口将继续发挥支撑作用，但经济将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内需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常态”下深入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经济提质增效等战略都要求不能再依靠低币值提升出口竞争力，靠贬值促进出口。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汇率是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变量，作为重要的相对价格水平变量，汇率影响着国际分工的成本，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人民币贬值对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民币贬值可能减弱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同时也可能减弱其通过自身创新、求变，从而实现自身产业升级的动力。
　　此外，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也会导致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成本提高，不利于产业技术的升级和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会影响到经济的提质增效。因此，经济新常态的内在要求不支持人民币大幅度趋势性贬值的政策导向。
　　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币值坚挺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正在稳步推进。从国际化战略的角度来看，人民币不宜持续大幅贬值。
　　当前，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利于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近几年中国对外经济的一个新亮点，中国已逐渐成为一个资本的输出大国，而且正在持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达1400亿美元，而且实际对外投资额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约200亿美元，成为对外净输出国，而且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国际经验表明，扩大资本输出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本币的升值，英镑、美元、马克和日元所走过的路程无一不是如此。贬值与扩大资本输出背道而驰。人民币出现持续大幅贬值，企业有可能出现汇兑损失，外债成本增加，加剧企业财务风险，不利于企业 “走出去”。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币值稳定且相对坚挺。对于国际货币而言，价值的稳定性是作为交易媒介、计价尺度和储藏职能的基础。无论是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发行都需要以汇率稳定为基础。很难想象，一个持续疲弱的货币会为全球投资者所普遍持有。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不仅不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甚至可能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出现倒退。因此，持续大幅度贬值的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是背道而驰。
　　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可能催生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人民币持续大规模贬值可能加剧资本外逃风险，使经济面临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当前，中国资本项目规模已不小，持续大幅贬值可能引发短期资本大规模外逃。理论和实践均表明，资本管制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管制的有效性越来越打折扣，一旦资本加快流出形成趋势，将很难能被有效阻挡住，更何况当前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正在加快。而且资本大规模外逃与本币迅速贬值等可能相互影响、循环联动，并通过流动性效应、逆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冲击人民币资产价格和国内金融市场。
　　从流动性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压缩投机资本的获利空间，促使资本流出，导致国内流向房地产、股票等市场的资金紧张，进而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从逆财富效应看，人民币贬值将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减少，造成国内商品价格上升，使得社会购买力不足，造成国内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需求降低，最终带来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压力。
　　从替代效应看，在人民币贬值或者具有贬值预期条件下，政府为保持汇率稳定将进行市场干预，可能造成流动性不足，抑制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当前中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反复和波折，加之国内股市较长时间处于熊市，房地产泡沫风险也在潜藏暗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若听任人民币趋势性贬值，令市场形成错误预期，不仅不利于稳增长，甚至有可能催生、助长类似的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之前有大量“热钱”在经济形势较好、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期进入中国，“蛰伏”在股市和楼市等金融市场上。在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要特别提防这些“热钱”因某些事件触发（比如美联储提前加息、地缘政治紧张）而大规模、迅速撤出，并引发股价、楼价迅速下跌，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甚至对国内金融体系稳定构成威胁。历史上看，不乏一些国家在强势美元期间股市和楼市泡沫破裂、本币急剧贬值的例子，比如1994 年墨西哥、1997 年泰国菲律宾等国、1998 年俄罗斯、1999 年巴西等。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阶段性升贬值交替
　　可能成为常态
　　应当注意的是，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主要是相对美元，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货币甚至还有升值压力，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贬值的可能性更小。以2014年的情况为例，美元指数从7月份开始稳步上升，从80左右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5左右，涨幅接近 20%。人民币有效汇率也一改上半年的贬值态势，从8月份开始升值，2014年1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1.23%，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续升0.75%，均为连续第七个月回升并刷新历史新高。
　　在国外及国内两方面因素影响下，2015年跨境资本流动将出现阶段性流出与流入交替进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更趋频繁，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可能成为常态。
　　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预期提升期限利差进而影响境内外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然而欧元区和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在特定时间段产生对冲作用。
　　另一方面，下半年国内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止跌企稳、股市逐渐回暖、金融及资本市场改革释放活力，不排除国际资本可能出现阶段性流入、从而形成升值压力。此外，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逐步摆脱依靠外汇占款供应基础货币的模式，允许汇率根据市场供求双向波动成为常态，不但能有效防范跨境套利和套汇行为，而且能够提升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应在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
　　尽管也存在有利影响，但美元走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应引起重视。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处在下行周期，PPI持续负增长，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美元走强使得我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的处境。为了缓解企业融资成本压力、促进融资成本下降，需要降低基准利率，但降息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中美利差，加大资本流出压力，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和贬值压力。
　　为了保持中国出口竞争力，需要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但贬值又不利于开展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过度贬值又与新常态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政策选择有必要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和国际化四重目标间寻求平衡。在此复杂局面下，建议采取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的总体策略，当然这只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同时积极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辅以合适的货币金融政策。
　　一是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宽松，谨慎下调基准利率，适度下调准备金率。未来货币政策主要在稳增长、防风险和去杠杆之间进行权衡，考虑到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货币政策总体应保持中性偏松。在信贷供需偏紧的形势下，降息对新增贷款利率的影响有限，而且在美国步入升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国降息可能会加剧资本流出，引发开放性系统金融风险。
　　有鉴于此，建议在近期利率已经调整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需要谨慎，不建议通过大幅降息来促进融资成本下降。而存款准备金虽然也有宽松作用，但毕竟是对银行体系的负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币值的影响则相对间接。从应对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和提升基础货币投放的有效性看，可考虑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继续使用SLF、MLF等创新工具。这样既可以有效减缓资本流出造成的流动性收缩压力，又可以通过保持流动性合理宽裕、改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来带动市场利率和融资成本下降。
　　二是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保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建议利用美元走强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的契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可以从现行的2%进一步扩大到3-4%，并着力用好汇率中间价的调节功能。在人民币呈阶段性升贬值交替出现的格局下，汇率弹性增强有利于降低“热钱”大规模进出套利，减小跨境资金频繁进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汇率机制可以成为调节资本流动的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建议择机增加货币篮子中其他主要货币的比重，减低美元占比，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在降低篮子中美元权重后，应允许人民币对美元适度贬值，以减缓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在对美元适度贬值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特别是尽量保持人民币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主要对外投资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或略有升值，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三是积极稳妥地实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不应操之过急。美元走强加上国内经济下行及影子银行、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积累，中国在一定阶段可能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出压力。2013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仍高达3262亿美元，而2014年则迅速转变为960亿美元的逆差。在此新局面下，推进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有必要坚持稳妥审慎的原则，合理设计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审慎、稳妥放开金融账户中证券投资流出入的限制。
　　应关注银行体系相关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因为跨境资本流动和货币兑换活动基本都通过银行来展开。坚持对跨境资金流动进行持续密切跟踪和监测，并做好资金大规模流出下的应急预案准备。从保证有足够的干预能力看，未来中国仍应拥有比通常水平高得多的、充足的外汇储备。
　　四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输出。在美元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偏弱的背景下，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单靠贸易结算，而应该发挥好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输出的推动作用。当以本国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建立起来，本国企业掌握了从资源采集到中间品分包、再到最终产品销售的生产链条时，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程度自然就会随之提高。
　　在重点领域上，应以基建投资、资源开采以及战略新兴产业为主；在具体策略上，应积极推进合资并购，并积极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人民币债券融资、权益类融资，以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必要时可以限定这些融资专门用于对外投资。
　　五是大力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降低企业避险成本。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升贬值交替出现将成为常态，这意味着企业有效应对汇率风险将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习惯了人民币的单边升值和小幅波动的状况，很大程度上缺乏汇率风险意识。而一些大企业在离岸市场使用衍生品多数出于对赌心理用其进行套利，因此对规避外汇风险的工具使用并不充分。未来，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不可小觑。
　　当前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市场容量小，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企业避险的成本比较高，不利于企业进行风险应对。因此，应加快发展汇率期货、期权等在全球市场上比较基础且成熟的衍生产品，并进行适当创新。大力发展汇率衍生品市场，从而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汇率避险工具，降低企业避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