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电子 {MOD}符合供给侧改革理念吗

电子 {MOD}在我国税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已众所周知。推广电子 {MOD}不仅能节约巨量的社会成本、奠定我国未来电子商务税收基础，也将促进企业全球化的发展和助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十三五”规划已经将“推行电子 {MOD}”明确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然而，自2012年初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将部署电子 {MOD}试点至今，四年多的时间里，电子 {MOD}的推广还仅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局部落地”。而且还仅仅是在普票领域，更为复杂、耗费更高社会成本的专用 {MOD}领域的电子化，还遥遥无期。
　　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断提出、并强调“简政放权”、“万众创新”、“减费免税”、“互联网+”等战略导向，作为落实一揽子改革政策的利器，而电子 {MOD}的推广缘何一直“难上加难”呢？个种缘由，在于相关利益方不但想保住原有的奶酪，还想借助电子 {MOD}，分到更多的一杯羹。
　　纸票印刷商：沉湎于畸形的“红利”
　　纸质 {MOD}的印刷成本，早已有相关的估测数据。有媒体曾测算过，如果是在全国推广电子 {MOD}，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00亿张纸质 {MOD}，每年节约4000多亿元的刚性运营成本。而来自安信证券的估算则认为，我国全社会每年 {MOD}的开具量约为3000亿张。按每张2元的综合成本计算，仅印刷与存储、运输的成本就将到达6000亿元以上。社会成本的高企，意味着纸质 {MOD}印刷商的高昂收入。一旦电子 {MOD}全面推广，纸质 {MOD}印刷商的巨额利益蛋糕将被一扫而光。因此，纸质 {MOD}的印刷商反对推行任何形式的电子 {MOD}，丝毫不令人意外。
　　在当前增值税电子 {MOD}逐步全面推广的过程中，由于纸质 {MOD}将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和电子 {MOD}并存。纸票印刷商仍然在享受着与“简政放权”和“互联网+”时代及其不符的“时代红利”，尽管这一红利是畸形的。
　　另一个事实是，增值税电子 {MOD}系统替代纸质 {MOD}，也还有着严重而无法避免的浪费。自2015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开始推广增值税电子 {MOD}，到2017年12月31日“三证合一”的最后期限，有两年多的时间。由于纳税人识别号的改变，使得企业此前购买的 {MOD}也将跟随“三证合一”而作废。此外，“三证合一”的办理，也会造成一些已开具的 {MOD}因不能认证而需要红字冲销再重新开具。 {MOD}电子化进程的滞后与艰难，导致了无可避免的巨大浪费。而这些浪费掉资源与成本，是由纳税人和国家来承担的，纸票印刷商及其背后的利益关系人，却只顾闷声发大财。

　　另一组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也表明，这种闷声财是何等的“丑陋”。2016年两会上确认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四大行业1000多万户企业纳入“营改增”范围后。税务部门组织印刷23亿份 {MOD}，以确保“闯关开票关”。按两元每张的成本，成本也高达46亿元。
　　当然，电子 {MOD}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纸质 {MOD}印刷商若不思进展，继续坐享其成，终将在纸质 {MOD}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轰然倒塌！基于此，可以说，纸质 {MOD}印刷商并非是电子 {MOD}推广过程中阻挠因素的主体。
　　那么，真正的主体是谁呢？
　　垄断厂商：伪“互联网+”大肆套利
　　推广电子 {MOD}，从实现路径上讲，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其一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其二是基于专用密码与专用设备的“防伪税控系统”。具体来讲，前者的特点是部署简单、成本低廉、应用灵活简便、纳税人接受度高、能衍生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电子 {MOD}技术与服务市场，且无其他负面隐患。据业界专家测算，倘若采用这一模式，电子 {MOD}全面推广后，将给全社会带来高达4000~6000亿元以上的政策红利（淘汰纸质 {MOD}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而采用后一种模式，因该模式是基于“专用密码与设备捆绑”的模式，在社会还没有享受到任何政策红利前，将直接带来上千亿规模的推广成本，以及后续每年数百亿元计的运维成本和硬件汰换成本。此外该模式也存在着使用和维护麻烦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对于“营改增”的金融保险行业，应用防伪税控版的电子 {MOD}，将造成金融保险企业信息化程度的严重倒退，造成其内部商务管理成本急剧上升和客户体验的急剧下降，从而带来客户流失风险。可以说，防伪税控版的电子 {MOD}是金融保险企业营改增过程中最大的技术障碍。因强制捆绑专用硬件设备，所以防伪税控版的电子 {MOD}，被业界和舆论界一致视为“伪互联网+”的典型模式。
　　然而，我国目前却正不断推广这一的电子 {MOD}模式。航天信息、百旺金赋作为这套“设备捆绑模式”的推动者和享用者，正以垄断方式大肆套利。

　　航天信息2014年年报显示，其防伪税控设备业务的毛利率高达41.81%，对应收入是36亿元。其IC卡业务毛利为27.69%、软件业务毛利为22.05%，对应营收为3亿、49亿。而这3项高达近百亿的营收，皆是在推广防伪税控相关软硬件设施的过程中，强制从纳税人手上收来的，然后通过抵扣政策，变相地从国家财政蛋糕中谋取到了巨额的利润。防伪税控相关业务，多年来一直是航天信息利润最为丰厚的一块业务，与其带来的高额利润相映成趣的，是该公司防伪税控相关业务支出的成本水平却很低，仅占该公司综合成本的12.79%。高毛利和低成本所昭示的垄断暴利，由此可见一斑。
　　2015年年初，作为“增值税电子 {MOD}系统”推出的前奏，我国的防伪税控 {MOD}系统做了一次全面的系统升级，航天信息借升级之机，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税控专用硬件：税控盘。同期，据航天信息2015年上半年报显示，这次升级为航天信息的相关业务，直接带来了高达171.88%营收增长，其防伪税控业务半年度营收窜升至25.7亿元，预计该项业务全年营收总额将飙升至60亿元以上。同样的，2015年上半年，该公司的防伪税控相关业务的综合成本仅为成本总额的19%左右，成本继续在低位运行。171.88%的营收增幅，对应不到7%的成本增幅，很明显，这种业绩提升的越多，就代表着国家为此付出的财政代价也就越多。更加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航天信息全年营收约为223.8亿元，但该公司的研发投入却只有3.7亿元，研发投入比率仅为1.65%。
　　据百旺金赋的母公司旋极信息公布的年报资料称：2015年度，该公司因受益于“防伪税控 {MOD}系统”的全面升级，防伪税控相关业务的营收增长，在半年内同比暴增512.78%，成为该公司主要的营收项目。而该公司在2014年报中显示的研发费用，总额仅有3600万元左右（且绝大部分是投放在与涉税业务无关的方向上）。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很直观地得出一个结论，上述公司靓丽的营收增长背后，明显依靠的是垄断驱动，而非技术与创新因素驱动。他们通过防伪税控系统与设备的专营权，借助电子 {MOD}推广来套利敛财，是显而易见的。
　　是谁在左右政策抉择？
　　推行电子 {MOD}，本是一项能够影响国家税制改革进程与结果的重大政策抉择。如果是基于理性的考量，任何一个决策者都会选择真正的“互联网+”电子 {MOD}应用模式的。然而，如此重大的政策性项目，从头到尾，却都没有安排招标与选优的过程，直接安排两家垄断 {MOD}彩浓厚的厂商来承接。
　　更让人费解的是，在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为期四个月的试点期间，“增值税 {MOD}系统升级版电子 {MOD}系统”已经暴露出诸多显著弊端。然而，在没有任何调整和改进的情况下，这一系统直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广。
　　对推广“增值税电子 {MOD}”的利益链进行深层溯源的话，不难看出：2015年1月，“增值税 {MOD}系统升级版”的推广通知，让航天信息多年垄断经营“防伪税控系统”的市场覆盖范围，得以从1000万户左右的一般纳税人，骤增至覆盖包含小规模纳税人在内的6000万户纳税人。航天信息2015年年报表明，其增值税纳税人整体市场占有率超过 70%。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实际上是：让“防伪税控系统”以软件局部升级和添加一个CA证书的微薄代价，为下一步“增值税电子 {MOD}系统”继续捆绑毫无意义的“税控器具”埋下了一个伏笔，同时也彻底封杀了由其它社会组织，在未来参与电子 {MOD}技术与服务市场竞争的机会，进一步固化了航天信息的行业垄断地位。
　　也唯有如此，当2015年8月“增值税电子 {MOD}系统”正式推出之时，防伪税控系统及其关联的硬件设备，方可顺理成章地成为电子 {MOD}推广的“强制性标配”。而以航天信息为代表的垄断厂商，也就为自己垄断业务的长期存续，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这种特殊政策与特殊市场主体之间，环环紧扣的特殊选择与安排面前，很自然地，业界和舆论界就不免质疑：是谁能够有这么超前的先知先觉，能够步步都走在主管部门相关决策的前头，提前引导相关厂商筹划产品发展与升级步伐，并如此精妙地匹配了主管部门此后陆续推出的几项重大政策调整？是谁让航天信息和百旺金赋可以名正言顺地独享暴增6倍的市场蛋糕，并顺利通过硬件捆绑来占领电子 {MOD}推广所衍生的千亿规模的市场机会？毫无疑问，航天信息和百旺金赋作为一个第三方市场主体，是不可能有如此高明、如此富于预见性、如此步步精准的政策洞察的，他们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完全左右政策抉择！
　　综上所述，国家“简政放权、降低企业负担”等各种改革尝试经常半途夭折，或者在执行中，经常被贯彻得荒腔走板，原因就是存在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利用。像营改增和电子 {MOD}这样的战略性的、历史性的重大改革措施，都能被如此利用起来敛财，可见供给侧改革等重大的经济与社会治理的变革，是需要先着力破除这些阻力才能顺利推进的。只有破除了这些阻力，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才能摆脱这些低端的、无效的、落后的产品与服务输出，才能给实体经济的创新与升级，带来新的支持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