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生与酷吏”——《晋公子读史记》之《酷吏列传》等

壹

公元前119年，岁在壬戌。

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大军开拔好像就是昨天才刚发生的事儿。鲜明的旌旗，杂沓的铁蹄，铿锵的兵刃，还有弥散在春光里淡淡的硝烟味……这些鲜活的印象都还历历在目。

刀光剑影、血染大漠的想象还在大汉君臣的脑海里翻腾个不停，历史却在这时以它迅疾而毫无征兆的转折给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春天的那一场大战刚过，遭遇重创的伊稚斜单于居然就在降将赵信的建议下，遣使入汉，请求和亲来了。

该不该答应匈奴人的请求呢？尚无成算的孝武帝端坐在未央宫的龙椅上，沉默地看着一众御前大臣嚣嚣置辩，争得面红耳赤。博士狄山说：

“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闲，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

——《史记·酷吏列传》

儒生讲话，习惯称古喻今，动辄先皇云云，对此孝武帝早已见怪不怪。至于说屡兴征师，府库虚竭，就算武帝不愿承认，那也是明摆在眼前的事实：漠北之战过后，朝廷已然不能给官兵们正常关饷了。但无论如何，孝武帝并没有马上就狄山的这番慷慨陈词表明态度。他把头一扭，转向恭立一旁的御史大夫张汤，问他说，你怎么看？

张汤双手执珪，朝前一拱，说出了5个带刺儿的字：“此愚儒无知。”

以先皇之道为法，怎么能说是愚？洞悉军政民情，又怎能说是无知？耿介的狄山瞬时被张汤激怒了，当场反唇相讥：

“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

——《史记·酷吏列传》

狄山承认自己“愚忠”。“愚忠”了不起就是见识昏聩，胸无远略嘛。但“愚”充其量只能算是个政治水平问题，在政治道德——也就是“忠”——这一点上，至少狄山仍是过硬的。

可狄山说张汤是“诈忠”，这就严重了。“诈”是耍心眼儿，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张汤明知道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可你却不敢坚持原则，屈循了某些不正确的意见。你倒是有见识，可就是不往正道儿上使！要照这样说起来，因为虚伪险诈，张汤的忠心、他的政治品质可就要亮红灯了。做到了御史大夫的高位，还有谁能让张汤屈从于他的意见？除了孝武帝，没有第二个人。所以这“诈忠”虽是炮轰张汤的，却是抬手一巴掌，打了孝武帝和张汤两个人的脸，皇帝不高兴了。

愠怒的孝武帝板起脸来问狄山：“他张汤不会办事儿，是吧？好，那你来。朕给你一个郡，你能保证把匈奴人挡在外头，不让他们入寇吗？”

“不能。”

“一个县？！”

“不能。”

“只一亭障？！”

武帝的问话步步紧逼，显然是非将狄山一军不可。狄山汗流浃背，自忖要再说一个“不能”，震怒天颜，他怕是要免官下狱了。与其圉死狱中，还不如战场成仁来得光彩。于是他硬着头皮回答说：“我能。”

“你有种，朕成全你。”

一个月以后，北边传来了噩耗：被遣上亭障的狄山死了。他的脑袋让入寇的匈奴人割了去。

这是一场由一句话酿成的血案。不但如此，它还同时是一桩疑案。悬疑就聚焦在：狄山批评孝武帝施政不当，张汤阿谀奉承，指向的究竟是什么事？是本次廷议所讨论的对匈政策呢？还是狄山提到的淮南谋反案？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选择的答案显然是前一个。因为《资治通鉴》在录入《史记》原文时，狄山批评张汤的那段话被司马光改写成了这样：

“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张汤，乃诈忠。”

——《资治通鉴·武帝元狩四年》

“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云云，被司马光给删去了。仅从文法的角度看，司马光的修改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删去这段可以避免话题不必要的枝蔓。既然廷议讨论的是要不要与匈奴和亲，干嘛要节外生枝，扯到淮南谋反案去呢？

可《资治通鉴》的行文虽然因此删节而紧凑了，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却变得经不起推敲。倘若像司马光说的那样，孝武帝用严厉的手段惩罚狄山，是因为他抨击武帝不行和亲、穷兵黩武以致民生骚动、国步维艰，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下面这件事了：

在武帝一朝，力主和亲、反对开战的大臣不在少数。韩安国、主父偃、公孙弘、徐乐、严安都是其中的代表。孝武帝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大臣提出过反对意见便对他们极刑惩罚。不但没有，公孙弘和主父偃甚至还被孝武帝委以重任，参赞帷幄。这些人都没有因言获罪，要说孝武帝就为了这点儿事儿专门针对狄山一人下毒手，委实不通。

其实不镇压主和派，倒也不见得是孝武帝的心胸多么广阔，气量多么宏大。而是自韩安国卸任御史大夫以后，外朝文官对汉匈战争的相关事务就越来越插不上手了。

一系列大型的军事行动都是由孝武帝和统领中朝的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霍去病等人商量着办的。张汤也好，狄山也罢，别看在廷议中慷慨激昂，实际上他们的意见无力左右孝武帝的决策。那孝武帝又有什么必要使用极端手段来清洗反对者呢？

再从廷议当日的情形来分析：设使孝武帝真是被狄山那番力主和亲、反对战争的陈词所激怒，那在狄山第一次发言完毕的当时孝武帝就该发作了。

可事实是武帝没有，直至狄山把攻击的矛头转向了张汤。狄山指斥张汤为“诈忠”，提出的事实依据是张汤对淮南谋反案的处置——相比于汉匈战争，主持审理淮南谋反案才是张汤的职权所能真正覆盖的——正是被《资治通鉴》删去的这一点最终激怒了孝武帝。由此可见，炮轰淮南谋反案才是狄山真正误入的“雷区”。

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迁和班固明知“行文枝蔓”，也坚持要在《史记·酷吏列传》和《汉书·张汤传》中保留狄山批评淮南谋反案的一段的根本原因。

贰

狄山说，以极端严酷的刑罚惩治淮南谋反案的相关涉案人员，造成各地藩王的普遍恐慌，这是张汤的诈忠——张汤这柄鬼头刀只管迎逢上意，不论是非曲直。藩王们俱是刘姓，与皇室同气连枝。要不是有孝武帝的授意或者默许，张汤有几个脑袋敢拿刘姓王爷们开刀？

在仁义自饰、文质彬彬的面纱下，孝武帝却是个崇尚严刑峻法、专倚酷吏治国的暴君吗？虽然我们还不能轻易做出这样的论断，但有一个事实却无可争辩：孝武帝的铁血手腕不是在淮南谋反案中偶然显露，而是从来一以贯之的。《史记·酷吏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武帝朝前期最有名的酷吏赵禹，早年曾经遭到过故丞相周亚夫的刻意压制。虽然在供职相府的那段时间里，同僚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赵禹廉洁奉公，但周亚夫就是不肯对他委以重任。

亚夫跟旁人解释说，单论对法令的精通，我很清楚赵禹的业务能力无可指摘。但执法总要存一点仁恕之心，不可深文周纳，入人于罪，而赵禹在这方面往往表现得过分刻薄。像这样的人，决不能让他占据朝廷的枢要之职！

周亚夫虽然出身戎行，但这位老派政治家的治术毕竟保留了几分汉兴以来质朴宽和的遗风。只可惜，在亚夫身后，那个被他贴上“不可提拔”的标签的人却时来运转，平步青云。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史记·酷吏列传》）——孝武帝非常欣赏赵禹的才华。不但让他做执法的御史，甚至连制定律令的重权也一并交付与他。

和赵禹一起制定律令，推动西汉政治走向严刑峻法的另一架“引擎”就是张汤。而张汤博得皇帝的赏识，居然是因为大兴刑狱，拿孝武帝的发妻陈皇后开刀：

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事。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

——《史记·酷吏列传》

宁可枉杀，不可枉纵。张汤抱定这种信念在审理陈皇后巫蛊案时卖力地表现，最终有超过300人死在了他的鬼头刀下。虽在旁人看来，张汤的双手沾满血污，但这300颗血淋淋的人头却实实在在让张汤掘到了仕途的第一桶金——“上以为能”，孝武帝对赵禹的金口奖掖也被写进了张汤的履历簿。

得到了皇帝的鼓励，张汤的酷吏手段愈发肆无忌惮。到公元前122年主持审理淮南谋反案时，张汤就像一条龇牙咧嘴的斑鬣狗，见人就咬，哪怕其中的某些犯罪嫌疑人已经撬动了孝武帝的恻隐之心。最终，淮南谋反案的株连人数达到了陈皇后巫蛊案的百倍。数万之众沦为张汤的刀下冤魂：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于是上可论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

——《史记·酷吏列传》

儒家的创派始祖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张汤用法之毒，施刑之酷无疑严重挑战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就算孔子复生，目睹了张汤的所做作为，只怕也要痛心疾首地斥他是“诈忠”。可儒门后学狄山说出了这两个字，却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自秦朝以降，儒、法两家便势不两立。但在张汤舞文弄法的那些年里，站出来批评他的狄山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太学博士。而儒林之内，那些更有分量的大人物却三缄其口，比如丞相公孙弘。

其实说公孙弘对张汤的所作所为默不作声都是不准确的。事实是，张汤主持审理淮南谋反案的当时，在背后为他提供臂助人正是公孙弘。《史记》载：

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同是儒学出身，为什么狄山和公孙弘对张汤的态度会截然相反呢？

从表面上看，公孙弘身为汉相，一直以身作则，积极宣扬儒家的忠孝仁义以期砥砺人心，淳化风俗。而以严刑峻法博取仕途功名的张汤却给一大批刀笔吏做出了极其恶劣的示范，刺激了他们的功利之心：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史记·平准书》

公孙弘的积极努力总被张汤的恶劣影响所抵消。照理说，两人应该势不两立才对。可奇怪的是，公孙弘不但没有对张汤发起攻击，反而在审理淮南谋反案时与他同声共气，甚至屡次称赞张汤的所作所为，司马迁说“（张汤）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史记·酷吏列传》）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吗？

需要说明的是，公孙弘并非儒门之内力挺张汤的特例。就在博士狄山供职的太学当中，与张汤联手合作的儒生也不在少数：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

——《史记·酷吏列传》

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孝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提议为博士官置弟子，员额50名。天下郡国荐才京师，集于太学。从此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成定案。

可是太学博士们培养出的学生不但没有弘扬儒学、昌明治道，反而被引入廷尉府，沦为酷吏张汤的爪牙。这样一来，似乎博士狄山倒站在了公孙弘和太学生们的对立面，成为儒门之内反对张汤的少数派了。

崇儒更化是武帝一朝政治留给世人的普遍印象。

的确，自建元元年以来，孝武帝便执着于清洗诸子杂学，而奉儒术定于一尊。为此，司马迁也多次在《史记》中提到“上方向文学”。可是侵淫儒学、向风慕义的孝武帝却又一手提拔了赵禹、张汤等酷吏。

以故秦朝的历史经验来看，儒生与酷吏似乎是不可兼容的，否则李斯也不会激于博士淳于越对朝政的谤讪而提请秦始皇下令焚书。

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走过了近一个世纪，汉朝儒生们竟然与自己曾经的敌人笑愍恩仇、执手言欢了。究竟，这帮儒生在西汉朝廷里扮演了怎样的角 {MOD}呢？

叁

说起儒生入仕的经历，他们逐渐压倒其他诸子杂学，成为汉廷之内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派，应该始于孝武初政之时。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儒学的专崇离不开两位重要人物的努力。一位是董仲舒，另一位是公孙弘。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正式向孝武帝提出了兴办太学以养儒士的建议。10年之后的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循着这条建议推动博士官招收弟子（当时确定员额为50人），天下郡国贡士太学定为西汉王朝的例行制度。

从此儒学成为国家教育体制唯一认可的显学，也就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独尊儒术”的局面。

然而奇怪的是，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位看似并肩作战的儒学宗师，私下里却连一点儿交谊都没有，甚至还彼此攻讦，操戈相向。班固说：

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汉书·董仲舒传》

汉代儒生，能够博通群经的——也就是能同时研究《易》、《书》、《诗》、《礼》和《春秋》这五部经典，并且达到高深的造诣，将五经融会贯通——往往只限于少数不世出的天才。更多的时候，专治一经才是儒生们求学的常态。

董仲舒和公孙弘同是研究《春秋》出身的学者。相比于治《诗》、治《礼》的别派同道，他们二位的渊源更要亲近一层。董仲舒学术湛深，成名已久。早在景帝朝就被引入太学，拜为博士。而公孙弘则是半道出家的“野路子”，年过四十才开始接触《春秋》杂说。因此司马迁和班固一致认为，单论学术水平，公孙弘是赶不上董仲舒的。

至于他们二位的矛盾，倒不源于学术意见上的分歧，而是清廉耿介的董仲舒瞧不起公孙弘的私德。他总认为公孙弘侍君奉上太过谄媚。被学术权威打上了“从谀”的标签，这不但会影响到公孙弘在儒林中的口碑与评价，甚至可能危及他顺风顺水的仕途前景。

为了铲除董仲舒这个隐患，公孙弘想出了一条假公济私的毒计：他以丞相的身份向孝武帝建议，派董仲舒前往胶西国担任国相。

当时在位的胶西王刘端乃是孝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仗着先帝之子、今上之兄的亲贵身份在国中横行不法。中央派往胶西国的二千石官吏若对刘端的不法行为稍事规劝，便会招来他的恶毒报复。可要是听之任之，甚至与刘端沆瀣一气，又会因为渎职而毙于天子的雷霆之怒。遵旨是死，抗旨也是死。胶西国因此被许多官员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

但就是这个火坑，公孙弘却硬要把董仲舒往里推，巴不得把董仲舒烧个粉身碎骨才好。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公孙弘想不到刘端这个“呆霸王”虽然蛮横，居然也尊敬董仲舒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在董仲舒的规劝下收敛起了往日的锋芒。胶西国内因此波澜不惊，并没有像公孙弘期待的那样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连凶残阴狠的刘端都对董仲舒礼敬三分，一直标榜自己心向儒学的孝武帝刘彻却为什么要把这位儒林泰斗远远儿地发配到山东去，而把那个学术与人品都逊 {MOD}一等的公孙弘留在中枢，甚至拜为丞相呢？

班固解释说，这是因为公孙弘“希世用事”之故，也就是说公孙弘望风梯荣，会瞧主子的脸 {MOD}办事。这倒也是事实。《史记·平津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某次上朝，公孙弘事先与汲黯等大臣商定了上报皇帝的条陈。可陛见之时，孝武帝却流露出与条陈相左的意见。见势不妙的公孙弘马上背弃了汲黯等同僚，表态左袒武帝。

汲黯的刚肠嫉恶在朝廷内外那是出了名儿的，更兼他是武帝御于潜邸时的旧臣，讲话一向放言无忌。哪怕针对孝武帝本人，汲黯的毒舌也绝无收敛。公孙弘胆敢临事反水，汲黯哪里饶得过他？于是当场便发作了起来，带头斥责公孙弘“不忠”。千夫所指之下，公孙弘却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话：

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公孙弘的意思是：顺从君主的旨意就是臣子忠诚的表现。至于别的，在所不论。按照儒家的原始教义，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是对等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只有君王遵循礼义的原则向臣子下达命令，臣子才负有尽忠职守的责任。

而公孙弘在上文中的那一番表态显然打破了这样一种契约。按照公孙弘的逻辑，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抽象的道理（即“礼”）来约束君主的言行。君主的意志就是不可置疑的道理，尊奉王命就是不可挑战的道德。司马迁曾说“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史记·平准书》）。

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公孙弘的所作所为等于主动找来一条绳子，把他自己和同僚们的手脚都绑了起来，置于君主意志的桎梏之下。而作为契约的另外一方，皇帝的意志却摆脱了礼义的束缚，获得了近乎无限的自由。这样一来，原本对等的君臣契约遂变成了一份大大有利于君主的“不平等条约”。

而比这更糟糕的是，公孙弘竟然声称捆绑臣子的那条“绳子”不是他自己搓的，而是圣人孔子着于《春秋》，留给后世的。

作为缔结君臣契约的一方，公孙弘出卖同僚，近乎无原则地向皇帝让渡权利。这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加强君主集权的孝武帝来说当然是一个很有利的臂助。

于是皇帝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汲黯的指控，保护了公孙弘，并在此后顶住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声讨，一再给公孙弘加官进爵，直至抬举他做了丞相，位在百僚之上。

虽然今天有不少人将儒学视为鼓吹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动学说，但具体到公孙弘的身上，我坚持认为他的谄君媚上不是儒学的影响所致。恰恰相反，这是公孙弘背叛儒家教义的明证。因为说到底，这个40岁才开始接触儒家学说的半老书生，他本来的面目其实是个狱吏。

在汉代的酷吏之中，唯上唯权的思想倾向可说是泛滥成灾。比如与公孙弘同时的张汤。对这位武帝朝最有名的酷吏，司马迁是这样描述他的执法原则的：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

——《史记·酷吏列传》

张汤的法典里根本没有“公平”、“正义”这样的字眼。量刑的轻重高下一切视孝武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似此舞文弄法，当然要招来舆论的批评，而面对物议，张汤的忠实信徒杜周是这样回应的：

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史记·酷吏列传》

有门下宾客质疑杜周治狱的态度，认为他不应该漠视律法，专意揣摩、迎合孝武帝的心思。可杜周反问道，哪条法律又不是君主意志的体现呢？——王命之外，无所谓法。这跟公孙弘说“王命之外无所谓礼”是不是如出一辙？

所以公孙弘和张汤非但不像故秦朝的儒生与酷吏那样势同水火，反而深相契合。公孙弘甚至屡次为张汤揄扬声誉，借儒学来助酷吏们文过饰非。这两人的同流合污，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汲黯看得是清清楚楚：

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

——《史记·汲郑列传》

作为一个旁观者，汲黯对公孙弘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将他视作张汤的同党加以炮轰。而在儒门之内，公孙弘这样儒学盖头、酷吏为实的乡愿也不可能不招来同道的责难。董仲舒批评公孙弘“从谀”，针对的正是他的上述言行。

毕生致力于《春秋》的董仲舒不会容忍公孙弘将儒学庸俗化，使之沦为鼓吹君主集权制度的工具。早在公元前134年呈上孝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就表达过与公孙弘截然相反的观点了：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中略）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

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汉书·董仲舒传》

不同于公孙弘“王命之外无所谓礼”的谬论，董仲舒旗帜鲜明地告诉孝武帝：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国家的治乱、国运的兴衰绝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取决于君主和他的政府是否能够治民以“道”。“道”是抽象的天命，把它落实为可以执行的操作细节，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仁义礼乐。

如果说公孙弘违心地把儒家的礼义与君主意志等同起来，试图通过这样的手段给皇权松绑，那么董仲舒这篇策论所要做的恰恰相反：他希望建立一种全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以此来约束甚至杜绝君主的胡作非为。这样一来，对唯上唯权的酷吏统治，董仲舒自然也要和汲黯一样报以投枪了：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汉书·董仲舒传》

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而董仲舒却反过来“以《春秋》之义绳君上”。这样的逆向努力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从孝武帝那方面看来，假如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礼义的精神，秉承上天的意志，而解释礼义和天命的话语权又落在一班儒生的手里，那皇帝接受董仲舒的理论，岂不等于甘心就缚，任由儒生们绑架自己吗？事情到了这步，孝武帝和董仲舒这对君臣其实就又走回到一个世纪之前秦始皇和齐鲁儒生决裂成仇的老路上去了，血腥的惨剧随时可能上演：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

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史记·儒林列传》

虽然太史公并没有交代董仲舒在这篇《灾异记》里写了什么，但以《天人三策》中的学说来推论，其中所言大概不出以灾异解释天命所向，欲使孝武帝渐就绳墨之类的意思。

批逆鳞是要惹怒龙颜，引来杀身之祸的。更何况董仲舒要做的是打造一条天命的枷锁把这条真龙给捆起来。《论语》说“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殉道不足为惧。但真正令董仲舒寒心的是门下弟子的背叛。

是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率先批评这篇《灾异记》愚蠢透顶，主动为孝武帝送上了杀死老师的屠刀。虽然董仲舒最终侥幸捡回一命，但他的入世精神却被这场危机彻底震碎了。从此谨言慎行让董仲舒的影响力逐渐衰退，直至退回书斋之内，沦为一个课徒授学的平淡学者。

董仲舒黯然淡出。而庙堂之上“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史记·平准书》），这一文一武两只爪牙助推孝武帝在君主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谁要是胆敢将矛头对准张汤和老公孙，就等于公然挑战武帝的集权统治，很快便会招来严谴。

比如那个批评张汤“诈忠”的太学博士狄山，他的无辜送命其实就是招了孝武帝的忌。不但狄山，甚至连陪伴了自己许多年的两朝旧臣汲黯，武帝也动过杀机，揣摩着要“诛之以事”（《史记·汲郑列传》）呢。

狄山葬身黄土，董仲舒困守书斋。他们所罹受的苦难，无异于前朝的焚书坑儒。只不过粗暴的秦始皇欲从肉体上将儒生一切消灭，而狡黠的孝武帝却以“阉割”之法，把改造得唯唯诺诺的公孙弘留在了庙堂之上。多年以后，孝武帝的曾孙孝宣皇帝教训太子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住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书·元帝纪》

孝武帝传下的这套家法，儒学为皮，酷吏为骨。虽然“独尊儒术”之名书于简册，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孝武帝刘彻和他的子孙从来就没有把信任和权力交付给那些孔子的真门徒。

肆

电影《黑金》里，两位江湖大哥周朝先和丁宗树为了一个立法委员的党内提名而争得你死我活。最终，精明强干的周朝先输给了庸庸碌碌的丁宗树。侯部长解释说：

“（丁宗树）他听话嘛。”

听话，大概也是孝武帝力捧公孙弘，放弃董仲舒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在孝武帝的敌人看来，这个选择并不怎么高明。比方说那个数十年来处心积虑，屡兴谋反之思的淮南王刘安，他在臧否汉廷公卿的时候，便对公孙弘充满了不屑：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史记·汲郑列传》

刘安说，公孙弘就是一张华而不实的蒙皮。别看他平时礼乐仁义、光鲜亮丽，当真遭遇改朝换代、革故鼎新的考验，他对旧主的忠诚就会像枯叶辞树一样，说话儿就烟消云散了。

从古到今，那些最听话的谀臣大概都是这样的吧：皇帝误以为他听话，其实他顺从的并不是皇帝本人而只是皇帝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如果换了别人坐在那把椅子上，他转头就听人家的了。假设刘安造反成功、黄袍加身，我想公孙弘大概也会把他穷治淮南反狱的“敬业精神”移用到对孝武帝刘彻的大刑伺候上来。

家有诤子，不败其家；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得了软骨病的公孙弘显然不是诤臣之选，那谁才是呢？刘安为孝武帝挑选的诤臣是汲黯。而对这个选择，孝武帝本人也是认同的。因为武帝曾经和严助这样讨论过汲黯的为人：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史记·汲郑列传》

严助说，汲黯这个人择善固执，抱持定见，可不是凭谁吓唬吓唬就能轻易动摇他的。孝武帝点头称是：古时候传说的社稷之臣大概就是汲黯这个样子的吧。

“社稷之臣”——我想孝武帝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他应该知道这个评价的分量，也应该知道发生在祖父孝文帝和袁盎之间的这段典故：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社稷之臣”这个评价只能授予那些有勇气、有决心与社稷共存共亡的骨鲠忠臣。而以这个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袁盎说，即便被誉为匡扶汉室、再造国家的周勃也当不起“社稷之臣”的称号。因为高皇帝驾崩后，周勃没能顶住吕太后的政治高压，反而屈从她破坏了高帝与群臣共立的白马之盟。

司马迁在《汲郑列传》中说，汲黯对袁盎的为人私心仰慕。他能最终被孝武帝许为社稷之臣，也足以证明汲黯的确认真实践了袁盎说的那种为臣之道。可奇怪的是，孝武帝既颁给了汲黯“社稷之臣”的金字招牌，却又不愿意重用他。不但不愿意重用他，还抬举公孙弘来打压汲黯。以致汲黯公开向武帝抱怨说，皇帝用人就像抱柴积薪，总是后来者居上！

世人常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当年刘彻还是太子的时候，汲黯就侍从于潜邸。论起与孝武帝的渊源，那要比公孙弘深得多了。可孝武帝却一反常态，任凭新人压倒了旧人。谄媚的公孙弘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作用，是耿耿忠心的汲黯不能替代的呢？或许下面这个小故事能够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一点思路：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 {MOD}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柰辱朝廷何！”

——《史记·汲郑列传》

这是《史记》中一段耳熟能详的故事，但其中有若干深意并不容易索解：汲黯说，孝武执政当国，欲以尧舜为法。乍一看，这似乎是个非常崇高的目标。连杜甫都说，作为一个儒臣，最大的心愿莫过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

假如孝武帝真的亦步亦趋，效法尧舜之治，那他当然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仁义之君。可汲黯却说，仁义只是孝武帝的一张假面具。在这张面具之下，真实的皇帝其实私欲泛滥，无所节制。

汲黯说的究竟是不是事实呢？从孝武帝本人的反应看，恐怕距离事实不甚相远。因为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孝武帝居然沉默了。如果汲黯的话有所捏造，那孝武帝应该理直气壮地反击，告诉众人，他汲黯对我的指责都是无中生有。可是皇帝没有这样做，他沉默了，虽然汲黯的当众批评令他非常难堪。

事后，武帝向身边的亲信抱怨说：“汲黯这个人哪，实在太‘戅’！”“戅”在这里应该作“刚直”讲——据传高皇帝留给吕后的那封政治遗嘱中，王陵也得到过类似的评价，因为他不会揣摩吕后的心思，执意坚持白马之盟，不准诸吕封王——汲黯和王陵一样“戅”，一样不会顺着皇帝的心意替他文过，反而毫不留情地把皇帝的老底儿掀了出来。

这是一桩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私欲泛滥的皇帝却对重现唐虞盛世念兹在兹。那他心中的唐虞盛世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说，儒家传说中的唐虞盛世究竟有哪一点这么吸引他呢？我想，大概是《尚书·尧典》中的这八个字吧：

柔远能迩，蛮夷率服。

把这八个字翻译成今天流行的政治术语，那就是要确立不可动摇的地缘政治优势，甚至问鼎国际霸权，不管是通过军事征服或者意识形态输出的手段。而要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孝武帝最大的绊脚石就是雄踞北方的匈奴帝国。因为在武帝刚上台的时候，匈奴才是那个“柔远能迩，蛮夷率服”的超级大国，不但汉朝要向匈奴和亲纳贡，西域诸邦也都敬奉匈奴为宗主。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时间表：根据《汉书·武帝纪》所载，孝武帝在继位的短短9个月后（即建元元年十月）就发布了改革诏令，要排摈诸子杂学，独尊儒术。而几乎就在同时，孝武帝也开始重新思考汉匈两国的邦交关系，酝酿着要废除和亲，武力绥服匈奴。《史记》载：

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

——《史记·佞幸列传》

崇儒以对内，伐胡以对外。内政外交的两大转变同时出现，相辅相成。儒生们编造的盛世图景对孝武帝的匈奴政策影响很大。

因为尧舜之君做到的是“蛮夷率服”，孝武帝当然也就不能满足于像秦始皇那样把匈奴人远远儿地赶出河套了事。他总希望在武力打击之余，通过招安抚循，分化瓦解匈奴部众，最终臣服这个桀骜不驯的草原民族。为此，武帝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獘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黯请闲，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

——《史记·汲郑列传》

搜刮本国的民脂民膏来优待异族的降兵降将，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恐怕都是不多见的。背负一代雄主的令名，孝武帝为什么要干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孝武帝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仁义感化”泯灭汉匈两族的内外之别，把匈奴变成汉朝治下的新臣民，只要这样才叫“柔远能迩，蛮夷率服”。

要建立一个连秦始皇都不敢奢求的空前庞大的多民族帝国，孝武帝的扩张野心可见一斑。汲黯批评他私欲膨胀绝非空穴来风。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汲黯的那番话中，“内多欲”是同“外施仁义”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实现前者的手段。

为了满足扩张的欲望，孝武帝需要儒学作他的“帮凶”。不但对外向被征服的新民族展示汉朝的仁义形象，争取他们的认同；更要对内宣扬臣子的忠君之道，说服汉朝臣民为了皇帝的扩张野心而甘愿忍受长期战争带来的生活痛苦。对于这后一点，很明显，一再批评孝武帝的汲黯是断不肯助纣为虐的，孝武帝只好借重那个听话的公孙弘了。司马迁说：

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

——《史记·平津侯列传》

逆来顺受的公孙弘和汲黯大不相同。汲黯是孝武帝跟前儿的老人了。想当年还做太子的时候，年少的刘彻便对这位严肃的潜邸侍从敬惮不已。

反观公孙弘，他在皇帝面前总是低眉顺目。既没有汲黯那样七世为卿的煊赫家世，也没有从龙潜邸的深厚资历，公孙弘要想争取武帝的青睐，不得不柔顺媚上。就算知道皇帝做得不对，公孙弘也会默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见，不肯与武帝当面争执。这使得孝武帝与公孙弘相处的时候，要比面对汲黯松快得多：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史记·汲郑列传》

皇帝接见大臣的时候戴不戴冠看起来是无足轻重的琐事，但背后蕴藏的含义却颇可玩味：冠就是礼的缩影啊！在形同严师慈父的汲黯面前，孝武帝不敢坏了礼数；可换做公孙弘，皇帝放纵自己，便再没了忌惮。

“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孝武帝最终放弃汲黯是必然的。只是把汲黯这个社稷之臣远远儿地打发到淮阳，留下满朝听话的谀臣，不知对孝武帝和他的政府来说，是幸也不幸……

伍

公孙弘去世一个半世纪后，东汉史学家、虔诚的儒家信徒班固追忆前朝往事，怀着无限的感慨写下了这段史赞：

公孙弘、卜式、儿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闲，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向，异人并出。卜式试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汉书·公孙弘传》

在一个国富民强、薄海偃然的盛世，抱道君子如公孙弘等乘风遇时，一飞冲天。他们和那个奋发飞扬的年代彼此成全，相互辉映，共同写就了一段伟大的传奇。

班固此赞以气御文，读来不能不令人动容。但我的动容仅限于对班固的文章艺术致敬，却不包含对公孙弘以及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憧憬。因为司马迁说，虽然公孙弘对孝武帝逆来顺受、唯命是从，但作为当朝丞相，他并没有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唆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史记·平津侯列传》

儒家先圣孔子曾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孝武帝之所以抬举公孙弘，将这个早年牧豕海上的布衣书生封为平津侯，擢为宰相，无疑还是希望他能以身作则，实践孔圣人的三句名言。

只可惜，公孙弘为之付出了努力，却事与愿违。西汉的社会道德不但没有提高，风俗不但没有改良，甚至还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稍鹜于功利矣”——“稍”字在这里应该作“渐趋”讲，就是说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甚至有了激化的倾向。如果不用严刑峻法加以弹压，根本就镇不住。这已不是“导之以德”而是“导之以政”，不是“齐之以礼”而是“齐之以刑”。

孔子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却在西汉王朝不可避免地上演，作为位极人臣的儒林领袖，毫无疑问这是公孙弘的失败，更是西汉儒学的失败。

关于这一点，公孙弘自己也是坦然承认的。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他曾就此上书武帝，要求引咎辞职：

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窃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

“（中略）今臣弘罢驽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

——《史记·平津侯列传》

在孝武一朝，丞相可是高危职业。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伴虎而眠，不得善终的丞相多达5位：

公元前118年，丞相李蔡有罪自杀；

公元前115年，丞相严青翟有罪自杀；

公元前112年，丞相赵周下狱死；

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下狱死；

公元前90年，丞相刘屈氂下狱腰斩。

公孙弘既不称职，严以驭下的孝武帝为什么不惩罚他呢？不但不惩罚他，这位不称职的宰相既已主动提出了辞呈，孝武帝又为什么还要款言慰留，让他平平安安地薨逝在宰相的职位上？

这些问题认真解释起来很复杂，但寻绎答案的线索却不难找：公元前122年正值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公孙弘承认是自己身为宰相，却没能表率公卿，和辑君臣，因而提出引咎辞职。如果事发当时，公孙弘仅仅递上一份辞呈来为自己的失职作交代，恐怕在孝武帝那儿是交代不过去的——失职过后还敢撂挑子，再慈眉善目的主子也不会容忍这样荒唐的奴才，更何况孝武帝还是令人生畏的严君。

那除了递上辞呈，公孙弘还做了哪些补救措施呢？《史记》载：

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

——《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

淮南王刘安的反叛蓄谋已久，至少在孝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流露出背叛中央的企图。公元前122年十一月孝武帝正式批准大兴刑狱之前，丞相公孙弘先一步嗅到了刘安谋反的气息。

为了对上有所交代，在孝武帝尚未拍板的情况下，公孙弘径直动手，以除恶务尽的态度穷治淮南方面的相关涉案人员，并用拷问获取的证据推动了孝武帝的决策。最终，多达数万人因为牵连进这桩反案而丢掉了性命。

公孙弘在淮南谋反案中的表现破坏了他苦心经营的公众形象：很久以来，他一直以儒者自饰，如今却又变回了酷吏。

儒林之内，那些孔子的真信徒，坚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儒生们对这样的大开杀戒是不赞同的，比如那个当着孝武帝的面抨击淮南谋反案而丢掉性命的太学博士狄山。公孙弘要借惩治刘安来逃死塞责，他不能越俎代庖，亲自操刀。因为限于朝廷体制，宰相的职权只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陈丞相世家》），大案要案须由主管刑辟的廷尉张汤来经办。

于是乎我们看到，张汤这个被博士狄山斥为“诈忠”的刽子手却在审理淮南反案时得到了公孙弘的鼎力支持，甚至连上报孝武帝的终审意见也是由公孙弘和张汤联合署名的。

脱下儒袍，换上法衣。公孙弘的急中生智为他赢得了孝武帝的谅解。但从此孝武帝设计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格局却逐渐失衡。儒家的道德教化既已被证明无效，独尊儒术便只剩下一具空洞的躯壳，里面填塞的全是酷吏统治的血腥之物。

淮南反案的次年，公孙弘去世了。因审理淮南反案而深得武帝欢心的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成为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实际制定者：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

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史记·酷吏列传》

表面上看，西汉治术由教化转入刑辟似乎是由淮南谋反案这桩偶然事件引起的，但实际上，这个转变的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必然性。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要贯彻这种以德治国的方略，前提是必须建立一套全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要平民百姓自愿遵守这套准则，接受政府的教化引导，执政者便不能不与民同利。《孟子》说：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孟子·梁惠王下》

在孝武帝当家做主的那些年里，他的许多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显然不像孟子口中的周文王而更像齐宣王。武功爵，盐铁专卖，算缗与告缗……，制定这些政策的初衷无一不是为了盘剥百姓的私产以充实国帑，填补西汉政府因对外战争造成的巨额赤字。

既然要与民争利，政府和百姓之间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只能撕下德化的假面具，靠严刑峻法迫使百姓就范了：

（王温舒）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

——《史记·酷吏列传》

搜刮民财势必会激化官民矛盾。为了弹压各地民怨的抬头，一个又一个酷吏被孝武帝当作救火队员派了出去。他们在地方上舞文弄法，制造恐怖气氛，百姓被迫噤声。

这种杜民之口甚于壅川的危险局面竟然被粉饰为“道不拾遗”，当作政绩上报朝廷。而接到报告的孝武帝不知是被地方官员的媚辞所迷惑呢，还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但肯定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成绩，还一再为主持政府工作的酷吏鹰犬加官进爵。

政府公文上下相蒙，共同编织起一个太平盛世的假象。而在虚假的繁荣底下，西汉帝国的统治基础却在悄无声息地遭遇水土流失般的侵蚀。

自秦朝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都必须植根于脆弱的小农经济。一个个力田纳税的农民就像一粒粒富含养分的泥沙，集合起来共同护持住西汉王朝这棵参天大树的根本。当农民在经济盘剥和酷吏统治的双重压力下破产流亡，沦为流寇盗匪的时候，就好比泥土逸出了树根的掌控，渐渐汇成浑浊的洪流。《史记》说：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闲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史记·酷吏列传》

要彻底地根治匪患，关键是要设法保障民生，阻断良民沦入盗匪的通路。而孝武帝采取的解决方法却正相反：匪患越是严重，越要重用酷吏进行剿杀。这就好比要澄清因水土流失而浑浊的河水，不但不培根固本，反而用高压水枪使劲冲刷，河水当然不可能为之一清，结果只能造成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

匪患猖獗，孝武帝为了迫使地方政府加大打击力度，不得已自上而下，层层加码，以极端的手段惩罚那些“作为不力”的地方官员。可是朝廷虐政不改，盗匪剿不胜剿，被逼到穷途末路的地方官员无力肃清匪患，只好顶着杀头的风险，在上报朝廷的公文里做手脚了：

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史记·酷吏列传》

穷途末路。从公孙弘到张汤，从外儒内法走向独任酷吏。孝武帝终于把他的王朝带入了一片泥泞的沼泽。

当孝武帝在困境中挣扎彷徨的时候，不知他是否会偶然想起那个含冤九泉的博士狄山，是否会为自己曾经的决定流露出一丝悔恨。但即便他会这样做，那些长眠地下的“无知愚儒”也再没有机会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