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水鬼缠身”疑案

本文转载自《啄木鸟》杂志尘封档案系列

原作者：东方明 迟婴

一、水鬼索命

1950年初冬。四川绵阳。

当时的绵阳，行政编制系县级，称绵阳县。因是川西行署下辖的绵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故又称绵阳专署。专署和县各有公安机构——绵阳专署公安分处和绵阳县公安局。1950年11月8日发生的“水鬼缠身”案，惊动了县公安局、专署公安分处乃至川西行署公安处（上述公安分处、公安处于1951年1月1日改称公安处、公安厅），出现了由三级公安机关联合侦查该案的罕见一幕。

在这之前大约半月，绵阳坊间出现传言，称位于小西门与北门之间的绵阳公园月形池落水鬼现身，估计是四个月前那个投水自尽的女子阴魂不散。月色朦胧之夜，女水鬼白色衣衫，裙带摇拂，长发飘飘，忽现忽隐；薄雾淡霾的清晨，或坐池边垂首啜泣，或伫立于池中湖心亭内，面朝西方作礼拜之状。之后数日，公园月形池里接二连三出现死狗死猫的尸体，许多人以为这是因为打扰了女水鬼而遭的报复。传言如此散播了十来天，不见消停，反倒愈演愈烈，不单绵阳城，连毗邻的安县、罗江的群众也议论纷纷。

11月5日，绵阳县公安局代局长刘存俊到公园派出所检查工作，闻知此事，指示派出所出面调查。派出所报告说，听到传言后，他们已经组织民警和民兵在月形池周围连续蹲守了三个晚上，如果真的有歹徒装扮水鬼搞破坏，一定当场擒获；但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什么异常。刘存俊说，传言活灵活现，像是真的有人目击似的，到底是谁传出来的，可以安排户籍警在居委会的配合下进行调查。

接下来的两天半时间，派出所派人走访了公园四周的数百户居民，11月8日上班后，正准备汇总调查到的情况，突然接到群众报案：月形池里浮起了一具女尸！

死者姓苏，名欣娟，系公园外珠市街（今临园路东段）居民，二十岁，无业，七年前其母死于侵华日军对绵阳的一次轰炸；其父苏金廷此后未娶，将独生女儿抚养至今。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建国初期对溺水死亡者比较普遍的处置方式。旧时城市的市政设施不完善，加之治安又不好，隔三差五冒出个溺水身亡的，不算稀奇事，市民对此类情形并不会觉得特别吃惊，警方也习以为常。解放初期警力紧张且案件高发，通常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是不报不受，即便接到群众报告，也不过派警员去现场看一下，如果现场没有明显异常或家属、邻居等对死因没有怀疑，也就认定为自杀或者事故，不再深究。那时没有死亡证明书之说，也鲜有火葬场，死后一般都是土葬，通常是亲属自行处置。

当时的绵阳，每年总有若干起投水自尽之事，有的自尽者选择涪江作为终结之地，有的则来绵阳公园投月形池。绵阳公园建于1930年，民国时名谓“川西北第一公园”，这倒并非吹牛，占地两百余亩的纯人造公园别说在川西北了，即便全国只怕也寥若晨星。该公园除了月形池，还有荷花池，但荷花池太浅，只适宜那些假跳的——因家庭矛盾等原因虚张声势要跳湖，要是来真的，那就直接奔月形池了。旧时警务人员每遇这种情况，只是到现场来看看，然后通知家属收尸就是，已经形成了习惯思维，新中国成立后留用的旧警察对此的处置方式也并无不同。

不过，这次例外。上面说过，之前公园派出所按照刘存俊代局长的指示，已经开始了对所谓“水鬼现身”的调查。负责调查的两个警员老薛、小许都是留用人员，这天上午两人正在汇总调查情况，中午接到领导指令，让去月形池查看溺水现场。两人赶到时，围观者已经很多，大多是公园周边的住户。薛、许还没挤进圈子，就听见议论，说死者是珠市街苏家姑娘。

薛、许是知道苏欣娟的，与苏欣娟的父亲苏金廷也相识。绵阳靠江，属于交通便利之埠，老苏做小百货生意，经常搭乘当地运输麦冬等土特产的船只去川东或者出川采购小百货商品，最远可以跑到上海。薛、许时不时会托苏金廷从外埠捎带紧俏商品，相互之间有些来往。有时老苏时间紧，来不及把捎来的东西送到派出所，就让女儿送去。所以，派出所警员也都认识这姑娘。

查摸“水鬼现身”传言时，老薛、小许从多名受访者那里听说了苏欣娟的名字，疑似传言源头类的上游对象。此刻他们听说死者是苏姑娘，当即招呼围观群众让出一条道，近前看了一下已被打捞起来置于池边一块大青石上的尸体，果然是苏欣娟！

派出所领导闻讯，尤其是听说死者疑似“水鬼现身”传言的制造者，立刻向绵阳县公安局值班室打电话报告。县局治安股也很重视，让派出所找一辆板车把尸体拉到县红十字医院解剖，先查明死因再说。

绵阳专署公安分处、县公安局虽然都在绵阳，但刑事技侦队伍尚未建立，整个绵阳专区没有一名法医。一旦需要解剖尸体，那就只能跟县红十字医院联系，请该院的外科医生相帮。碰到死亡原因特别复杂的，则由公安厅从成都派法医来检验。此时对死者的剖验要求只是弄清是生前溺水还是死后被抛入水中，由地方上的外科医生操作即可。

县局治安股刑警（当时刑警队隶属治安口）小宋及派出所副所长老杨奉命到场监督解剖，小宋用县局唯一的一架不知使用了多少年的德国照相机拍摄了几张照片。下午，解剖结果就出来了，苏欣娟系被人以钝器击打头部致昏迷，后推入月形池溺水而亡。解剖尸体时还有一个意外发现：死者苏欣娟生前已经怀孕，法医推断怀孕时间应在十二周以上。

公园发现溺亡女尸的消息不胫而走。被坊间称为苏老板的苏金廷虽然生意规模不大，财运也一般，身家只能跟寻常小业主持平，但他是当时绵阳仅有的几个经营“洋货”（小百货）的商人，知名度颇高；另外，其女苏欣娟的漂亮在全城也是出名的，不单漂亮，歌也唱得好，而且待人和善，哪怕对叫花子也从不居高临下，对熟识的街坊邻里更是未语三分笑。苏家有一台老苏从上海滩淘得的旧缝纫机，苏姑娘十二岁就会用，稍后又自学了裁剪，除了给老爸和自己做衣服，别人求上门请她相帮，她也乐意效力，不收报酬，甚至连针线耗材的费用也是自己搭。如此，父女两个的口碑自是不错。此刻苏欣娟横遭不测，顿时成为全城热议的话题。以上世纪中叶川西北地区寻常群众的认知，加之“水鬼现身”谣言的影响，苏姑娘的死因很快就被坊间认定为“水鬼缠身”。

解剖结论出来后，绵阳县公安局即向位于解放路的上级机关绵阳专署公安分处报告，公安分处处长段允中下令组建专署、县两级警方的联合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下午三时，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刚刚在解放路专署公安分处集中，忽然接到县公安局来电报称：县局治安股和公园派出所警员在前往珠市街苏家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个可疑情况！

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医生对死者进行解剖时，派出所民警老薛、小许奉命向前来了解相关情况的县局侦查员小宋汇报追查“水鬼现身”谣言的经过。之前两天半的调查中，有不少群众反映，他们是从苏欣娟那里听到“水鬼现身”之说的，距今已有些时日。小宋就让薛、许陪同他前往苏家走访。三人去珠市街老苏家时，前往重庆接货的苏金廷尚在返回绵阳的途中。苏家在本地的几个亲戚闻知噩耗纷纷赶来，他们没有苏宅的钥匙，就攀墙进去打开大门，尽管苏姑娘的遗体还在医院，但先要把灵堂布置起来。

苏家父女人缘好，一干邻居甚至附近来看热闹的人都主动过来帮忙。小宋、老薛、小许过去时，看到的是一幕有些混乱的场面，大家各干各的，没人协调。小宋是南下干部，又年轻，没有操办丧事的经验，但看着这一幕，总觉得应当制止。于是，就让年岁大、有经验的老薛出面。

老薛随即在亲属中指定了一个“主心骨”，让其出面主持布置灵堂，做好一应举丧准备，待老苏回来后可正式办丧事。这样，乱哄哄的场面总算得到了纠正，小宋三人得以从容询问相关情况。可是，三人都犯了一个疏忽——没有马上去了解在场众人的身份，究竟是亲戚朋友，还是邻里路人，以便需要时可以立刻甄别。本来他们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接下来的一个发现，使这个疏忽导致的后果立显——

苏家经济实力不算怎样，但祖上留下的宅子很大，还有一大一小前后两个院子。老苏也不出租，正好用来作为临时囤货的库房。小宋三人查看了一番，无甚发现，于是就返回前面，想跟几个邻居聊聊苏姑娘的日常活动情况。苏家前面是个大院子，两侧与邻家以砖墙相隔，穿过院子，是两个门面宽的厅堂，两侧靠围墙处各有一条约四尺宽的走道，可以直接走到通往后半部分的圆形洞门。三人返回厅堂，原先待着的大约二十多人还在那里，但已经不再你一言他一语争相开口发表意见提出各自的主张了，都在等候被指定为主心骨的木行柳老板（老苏的姐夫）分派差使：何人报丧，何人采购，何人去棺材店咨询棺材的规格和价格以便老苏回家后定夺，何人负责安排出殡时的一应准备工作，等等。

柳老板一一分派妥当，临末说劳驾各位就按照这个分工去做，这是外勤；还有内务，那就麻烦留下的诸位亲友邻里一起分担了。众人纷纷点头，正要离开，忽听得有人一声低喝：“且慢！”

大伙儿定睛一看，却是县公安局侦查员小宋开的腔。二十二岁的小宋系十八兵团侦察兵出身，进军川西时受伤，作为南下干部留在地方充实公安队伍。小伙子对公安业务还不熟，但作为侦察兵练就的那套观察本领却是出众的。先前进门时场面虽然混乱，他也能够不露声色地把厅堂各处扫视一遍。此刻再次进入厅堂，他立即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儿——原先张贴于角落茶几边墙上的一张约三寸长寸半宽的条子不见了，小宋还记得，上面写着“吃药”两个毛笔字。这应该是主人用来提醒自己或者家人按时服药的备忘，但现在苏家没有主人——老主人苏金廷在外跑生意未归，少主人苏姑娘已经死亡，这张纸条应当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此刻又是准备筹办丧事的当儿，不是办毕丧事后打扫宅子，通常说来不可能有人看着觉得不顺眼，顺手将其扯下来扔掉。也就是说，撕下纸条的那位肯定有目的。小宋有一种直觉，此举可能跟苏姑娘的死亡有关系！

当下，小宋开口一问，老薛、小许都是一怔，他们两个之前竟然没有留意到有这么一张纸条，不禁暗自佩服小宋的细致。至于那些忙做一团的亲朋好友、邻里杂人，更是没人注意到了。好在主人老苏的姐姐、姐夫是知道的。他们平时跟老苏偶有来往，苏欣娟外出路过柳老板开的木行时也总要入内坐坐，因此，柳老板夫妇知道这张纸条的来路——

苏金廷心脏有隐疾，最近半年可能过于忙碌，感觉渐渐明显。今年三四月间，老苏跟柳老板说起，柳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位中医，开了据说是按照其祖传秘方配制的药丸，让老苏依嘱吞服，服用一年即可根除。老苏常年在外奔波，外出旅行带着的药丸一顿不漏，回到家里反倒不习惯了，经常忘记服用。于是，女儿就给老爸弄了这么一纸条子，贴在茶几旁边的墙上。自此之后，老苏倒真是没有忘记过。

柳老板也说，刚刚进来的时候，他还在茶几旁边的椅子上小坐了片刻，看见那张纸条还好好地贴着，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不就是一纸条子吗，碍到谁了？人家好好贴在墙上，为啥偏要撕下来呢？

一个个问下来，没有人承认撕下了纸条。老薛说这不奇怪了吗？要不，大伙儿都把自己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互相检查一下？没人表示反对，那就行动。可是，二十多人一个个掏空衣袋，并没有人藏匿纸条。小宋就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有人趁刚才乱哄哄的机会，撕下纸条悄然离开了。

情况报给专案组，专案组诸侦查员听着也觉得蹊跷，正讨论是否要去珠市街苏宅现场查看一下，电话又响了，是公安分处处长段允中亲自打来的，下达了一个使一干侦查员都大吃一惊的命令：暂停所有侦查工作，原地待命！

二、神秘“秀才”

成都市华兴东街41号大亨里胡同深处有一座楼台亭榭错落的深宅大院，该宅第的主人原系国民党第九十五军副军长刁文俊，旧时坊间称为“刁公馆”。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后，新组建的成都军管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即设在这里。当时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故该机构又是川西行署公安处的政保部门。本案发生时，在“刁公馆”主持工作的是政保处长赵方。

四川是中国内地解放较晚的省区，也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布置潜伏特务最多的省区。解放伊始，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他们勾结惯匪和一些地方反动势力，以及迫于解放军强大攻势投诚其实却想伺机反水的国民党军官，在川西多地发动大规模反革命暴乱，攻占城镇，破坏交通，杀害我军政人员。据史籍记载，形势最严峻时，成都城外频频发生抢劫、杀人、强奸等暴力大案，以致很多地方青天白日路断人稀。更有甚者，解放军第六十军军长王新亭乘坐装甲车从成都前往灌县（今都江堰市）视察途中，居然遭到武装土匪的袭击。绵阳亦位于匪患重灾区，绵阳专署所辖十县有大小股匪六十四股，匪众近两万人，反动会道门组织二十五个，青帮、洪帮等封建把头组织一百余个，国民党军队残部和起义部队中的顽固分子更是不计其数，公然与我方剿匪部队武装对抗。至1950年6月下旬，在解放军西南军区和川西军区的坚决打击下，终于获得了川西剿匪的关键性胜利，策动并领导暴动的匪首赵洪文国（女）、张跃明、王旭夫、刘惠安、刘崇朴、李干才、刘炳章、刘锡廷、黄光辉、宋国太等或被捉拿归案或被击毙。

在剿匪斗争中，川西公安处政保处功不可没。进入1950年夏季，川西反革命暴动基本平息，赵方要求政保处民警清理部队剿匪过程中缴获的匪方包括电报、信件等在内的材料，组织专人审读分析，寻找线索，以便抓捕漏网分子。9月初，赵方在审阅清理组送呈的审读报告时，对其中涉及的一个人产生了兴趣。此人化名成祥盛，真实姓名、年龄、籍贯、身份、职业等情况一概不知，但成祥盛这个名字却频频出现于我方缴获的来自多股土匪的至少二十来份电报、信函以及部分匪首的供词中，一律称其为“成先生”。这主儿受到众多匪首的尊重，想来必有原因。

川西土匪暴动，皆由国民党特务暗中支持、资助，这些特务归属于国民党方面的若干个不同机构，诸如“军统”、“中统”、“军委会二厅”（上述三特务组织其时的正式称谓已经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内调局”和“国防部二厅”，但土匪还是沿用抗战时听熟了的称谓）等。他们奉命各干各的，互相之间不沟通，对外宣传没有统一的口径，也就无法在这方面对土匪进行指导。对于土匪们来说，支持他们的特务属于国民党的哪个特务机构，他们并不介意，反正他们认为国民党肯定会卷土重来，届时他们就是有功之臣，至于到时候谁给他们封官，区别不大。但是，毕竟要打出旗号，制造影响，以便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所以宣传还是有必要的。这些家伙都是土鳖，杀人抢劫是内行，若论舞文弄墨那就难为他们了。而这个成祥盛呢，就是为土匪提供这种服务的一个“先生”。

我方的清理组对此人并没有足够的重视，根据材料和匪首的片言只语判断，这人并非国民党方面的特务，只是为土匪提供有偿服务，双方的交往仅限于约请成祥盛给他们撰写相关文稿，往往是预付“润笔”，而成祥盛呢，在收到钱钞后，就根据该股土匪的要求，结合其“职业特点”、时势、节令、地理情况（有的暴动发生地有类似“龙脉”、“杀虎”等地理标志或传说）和要实现的目的（比如占领某县城、杀害当地新政权领导等）进行“创作”。各路土匪之所以都盯着“成先生”，据说是因为这人笔头快，而且撰写的内容生动传神，俗中有雅，民众易懂，见之不忘。清理组据此认为，成祥盛只是一个舞文弄墨的穷秀才之类的小角色，眼下需要深挖、侦缉的潜逃匪特分子不少，公安部门警力紧张，现阶段不必将其作为重点侦缉对象，待把川西匪患彻底解决后再找他算账也不迟。因此，在送上来的报告中，只把成祥盛列在“暂待查处”的名单里。

没想到，赵方对此却有异议。报告中成祥盛只是一个川西地区土生土长的穷秀才的观点，他是同意的，但不认同把这位“成先生”晾在一边暂缓处理，而是要将其列入第一批缉拿归案的对象名单。原因很简单——参加川西土匪暴动的各股土匪互相之间很少联系，隐藏在其背后的特务所属系统也不尽相同，他们通常是随势而行，衡量一下自己地盘上的力量对比，如果有胜算，就会尽快“发动”。这活儿还得赶速度，一旦日后国民党反攻过来，川西“光复”，论功行赏时，谁先行动必定是衡量功劳大小的标准之一。为日后邀功计，土匪也不会把自己何时“发动”的信息透露给同行。但成祥盛却是可以知晓“发动”的大致时间的，因为人家会提前找他撰写文稿。

赵方据此判断，成祥盛是一个有条件知晓多股土匪动向的重要角色：其一，他很可能了解已被击溃的土匪武装漏网成员的情况；其二，目前掌握的信息显示，有的土匪武装已经在策划暴动，但由于形势发展过快，错过了最适合“发动”的时机，只得紧急刹车。这类土匪自然是我方的一个巨大隐患，而成祥盛很可能与这类土匪有过接触。如果能抓获成祥盛，则可通过其供词掌握线索，对我方下一步的工作是有很大作用的。

川西公安处党委对赵方的提议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实施，于是，成祥盛就被列入了首批侦缉名单。按说应该是组建专案侦查组的，但当时要侦缉的对象很多，如果每个对象都组建专案组，人手根本不够。所以，川西公安处只安排了一名政保侦查员负责主持此事。

这位同志名叫柯永嘉，重庆人氏，中共地下党员，警校刑侦专业毕业，曾在重庆警察局当过刑警，后奉命打入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抗战胜利后，受组织指派赴成都开了一家商行，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同时又以国民党成都市警察局（当时称“省会警察局”）密探组长的身份为我党收集情报。成都解放后，老柯被时任川西行署公安处政保部门领导周仝召唤归队，从事政保侦查工作。他是川人，又有从事刑侦、情报之经验，在政保部门是作为业务骨干使用的。

柯永嘉接受调查成祥盛的任务后，先是查阅材料。材料中涉及“成先生”的内容不多，多股请其提供过文字服务的匪首落网后，由于形势紧迫，通常都是匆匆讯问，弄清犯罪事实后，就立刻判处死刑公开执行了。这是当时西南军区和川西军区的斗争策略，规定必须从严从快处置匪首和暴动骨干分子，以震慑投诚、起义国民党部队中的那些首鼠两端的官兵。如此，公安方面为抢时间，在讯问被捕的匪首、骨干分子时也就只盯着主要罪行，像有关“成先生”这样的小角色的情节根本不会追问。因此，尽管二十多份材料中都出现过“成祥盛”这个名字，卷宗中也有缴获的几份由成祥盛撰写的底稿，但并无此人的其他信息。

这个情况柯永嘉事先是考虑到的，在查阅材料时已经对其中一些笔录内容做了摘录，并拍摄了成祥盛的亲笔文字，接着就前往监狱、看守所去讯问那些被关押着的土匪。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有了两个收获——

其一，据六名见过成祥盛的土匪供称，“成先生”大约三十岁，身高一米七左右，模样周正、肤色白皙、举止斯文，有时戴眼镜，不知是近视还是平光，总之是一副秀才模样。但有一个曾奉匪首之命到安县旅馆里给成祥盛送过“润笔”的犯人却说，他去旅馆见成祥盛时，此人正在后院打拳。这犯人也练过武术，有些眼光，一看就知道这位“成先生”有两下子，拳风甚是凌厉，自己是没法儿跟人家相比的。成祥盛一套拳打完收势，面不改色气不喘，背手而立，又恢复了一个文弱书生的模样。根据这个犯人的说法，“成先生”不但是个秀才，同时又是一个国术好手。

其二，10月上旬，警方端掉了德阳一匪帮设于成都的密点，查获一封从绵阳寄往成都的未落款的信函，内容大意是：三个月之前，该匪帮给写信人一份“润笔”，要求撰写文稿，但三天后接到该匪帮紧急通知，要求暂缓，至于何时动笔，三个月之内应有准信。现在已经过去三个月有余，写信人没有接到通知，按照江湖规矩，应该把“润笔”奉还对方。故按照当初送“润笔”者留下的联络地址，冒昧奉函，请对方按照之前约定的联系方式告知如何交接。这封匿名信件与之前缴获的成祥盛为匪帮提供的文稿原件一并送成都市公安局进行技术鉴定，结果认定同一。

柯永嘉试图根据上述第二条线索查找成祥盛的踪迹，未能成功。德阳那股准备暴动的土匪留给成祥盛的联系地址并非后来警方破获的那个密点，而是位于成都市内四圣祠街一座公寓楼的公用信报箱。柯永嘉去该公寓查看过，公用信报箱设在门厅里，是敞开式的，凡寄给该公寓楼住户的所有平信、印刷品等邮件，邮差均放置于内，只有挂号邮件才由公寓门房签收后转交收件人。寄过去的是一封平信，门房自然不清楚是什么人取走的。柯永嘉扑空后并不气馁，又去看守所提审了在土匪密点被捕的那几个人犯，想了解该公寓楼内的住户是否跟匪帮有关系，问下来并无收获。当然，还会问到那封信中所说的“之前约定的联系方式”是怎么回事。可是，成都的密点不过是土匪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密点里的人员只负责传递信息，不参与匪帮内的事务。

于是，这条线就断了。

稍后，由于川西公安政保部门活儿实在太多，像柯永嘉这样的骨干又太少，领导接到一桩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批示交办的紧急案件，于是组建专案组，算来算去人手不够，就让柯永嘉放下手头的活儿，充实该专案组。柯永嘉在办案时还抽空儿琢磨成祥盛的下落，没事就拿出成祥盛那封信函的照片翻来覆去研究，寻思这封信既然是从绵阳寄来的，也许去绵阳的邮局问问会有收获。待那桩急案办下来后，柯永嘉随即赴绵阳来调查了。

11月7日，柯永嘉抵达绵阳。由于川西匪患尚未根除，他是化装成收购中药材的商人出的这趟差。抵达绵阳后，他既没去县公安局，也没跟绵阳专署公安分处联系，直接就去了绵阳县邮电局。当时邮电局是军管的，柯永嘉找了军代表，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军代表当即召来邮政业务骨干老邢，给柯永嘉讲解了一下邮局收寄平信的流程。

原本柯永嘉对此举没抱过多的希望，毕竟邮戳上只有“绵阳”两个汉字以及时间。邮局收寄平信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每天固定时间，邮局工作人员会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几条主要街道设置的邮箱取出信件，收齐后携回邮局，连同营业门市部所设邮筒内的信件一并送交邮局的邮件分发间，分发间邮工在每个信封上盖邮戳后，按照邮政系统内部设定的邮路区域进行分拣，然后打包运送出去。所以，在外人看来，某封信件是从哪个邮筒里收取的，根本无法确定。因为县城邮电局的邮戳是相同的，当然时间不一样，但地名永远是“绵阳”两字，那是不会变的，除非邮局改名。

这应该是全国邮政系统统一的操作方式。不过，抗战以来，大后方一些城市的邮电局在每天进行这种操作时，较以前有了些许改变。这是何人的主意已经没法儿考证，据说是出于反日谍隐蔽斗争的需要。

当时间谍传送情报通常都是用邮寄平信的方式进行的，所以需要对邮寄环节多加注意。尽管对本城寄发的平信使用不同的邮戳，从操作层面上来说是可行的，但这不合行业规矩，会被万国邮政联盟（中国于1914年加入）禁止，而且容易被间谍察觉，迫使他们改变传送情报的方式。所以，只能在不改变邮戳样式的前提下另外设法——那就是根据取出信件的不同地点的邮筒，在盖邮戳的位置上加以区别，比如在邮票的哪个角上盖，压住票面多少，正盖、反盖、斜盖、重叠盖，等等，反正全城有多少个邮筒，就能有多少种方式。收信人即使看出差别，也不会产生怀疑。邮工盖邮戳的速度就像机器一样，你能要求他们每一枚都盖得一模一样？但对于邮局内部管理人员来说，那就一目了然了，只消看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信件是从本城（如果是大城市，则是本区——邮戳上有城市及城区邮电所的名称）的哪一个邮筒中取出来的。

解放初期，有些地方的邮电局仍旧沿袭这种操作方式，绵阳邮电局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柯永嘉的运气，也是成祥盛的晦气。现在，业务骨干老邢接过柯永嘉递过去的那张信函照片，只瞥了一眼，马上分辨出这封平信是从绵阳公园东门口的那个邮筒里取出的。这就是说，成祥盛10月上旬曾在绵阳出现过。这种“出现”，是偶尔路过，还是绵阳城里有成祥盛的落脚点，那就不清楚了。但对于柯永嘉来说，这是一条可以调查的线索。

柯永嘉仍没惊动当地警方，到修车行租了辆自行车，直奔绵阳公园。那时绵阳公园没有围墙，不收门票，骑自行车可以像步行者一样通行无阻。柯永嘉从公园东侧那边的涪城路进去，几个出入口里外都转了转，最后从珠市街那边出来，又在公园周边的几条街上转了转。此时天色已经微黑，他去车行还了自行车，在附近警钟街上的一家小旅馆办理了入住登记，出于谨慎，使用的是与其化装身份相符的成都一家药行的出差证明。

一宿无话。早上醒来，柯永嘉退了房间，直奔珠市街。绵阳公园周边一共有两个邮筒，一个就是东侧出入口的那个已被邮局认定是涉案信件投入的邮筒，另一个在公园东南侧的警钟街上。柯永嘉分析，成祥盛写信时多半就躲藏于公园附近的某处民居里。如果他是偶然路过绵阳，将信投入公园出入口那个邮筒的可能性比较小。据实地查看，公园这个邮筒比较孤立，四周并无出售邮票的小店铺，而投进邮筒的平信都必须预先贴上足价邮票，寄信人不大可能把一封贴好了邮票的信件带在身上，特地跑到公园这边来投进邮筒。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时川西剿匪尚未结束，绵阳军警对可疑对象的防范很严，白天黑夜街上都有巡逻队，对可疑对象进行盘问、搜身，一旦遇上，这么一封信势必会引起怀疑，料想“成先生”不敢冒这份风险。从安全角度考虑，他应该事先将邮票贴好，投进最近的邮筒。那么，成祥盛藏身于公园附近的哪个位置呢？柯永嘉首先排除了东南一带的警钟街，因为警钟街上有一个邮筒，设在一家烟纸店铺门前，烟纸店还有代售邮票服务，如果成祥盛藏身在这一带，应该把信件投进这里的邮筒才对。那么，往下怎么访查？柯永嘉考虑下来，寻思还是再到公园周边其他几个方向溜达一番再说吧。

这回是步行了，转悠到中午，他以租房子为借口，跟七八户居民交谈过，辗转打听这一带民居出租的情况，想借此收集“成先生”的信息，但没甚发现。中午，他在珠市街的一家小面馆吃了碗面条，接着继续溜达。这一转悠，就到了珠市街上老苏那座宅子门前。

这当儿，刚好老苏家的几个亲戚赶到，因为没有钥匙进不了宅院，老苏的姐夫柳老板吩咐人去找架梯子，准备爬进院子打开宅门。柯永嘉不知这家发生了啥事儿，就驻步观望，顺便向旁边人打听。听说这家的姑娘投水自尽，也没跟自己要调查的事儿联系起来。这时，宅门被柳老板从里面打开了，众人一拥而入，柯永嘉也跟了进去。因场面混乱，谁也没注意到他。

片刻，县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三名警员抵达。他们挤入人群找主事的，围观众人纷纷避让，柯永嘉被挤到了角落里。这时候，他突然注意到角落茶几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条，上书“吃药”两个楷体字。柯永嘉小时候曾被父母逼着临过数年的《神策军碑》、《玄秘塔》，对书法略有心得，当下见之，心里一动，这两个楷体字好像跟成祥盛那封信的字迹蛮相像的嘛！莫非……这时，老薛三人已经安排柳老板暂时主事，然后到后院查看去了。柯永嘉趁无人注意自己，背着手悄然把那张纸条揭了下来，折拢后塞进袖口，神不知鬼不觉溜出了苏宅。

三、踪影难寻

柯永嘉直接去了解放路绵阳专署公安分处。当时公安分处尚未配备专业刑技鉴定员，但老柯知道绵阳这边有一个以前曾在重庆旧警察局刑侦鉴识室供职过的宗姓小老头儿，前几年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职回乡，解放后绵阳专署公安分处遇到重大案件需要鉴定时，会请他出面相帮。现在，柯永嘉动的也是这个脑筋。但据说老宗很谨慎，而且不大好说话，只有专署公安分处出面，他方肯助力。此刻，他就求到专署公安分处门上来了。

老宗很快被请到公安分处，用放大镜仔细查看了信件照片和那纸“吃药”纸条，得出结论：这是同一人书写的。当然，他还跟柯永嘉说了一番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那全是笔迹鉴定专业的行话，柯永嘉也一知半解。

虽然柯永嘉在“得手”之后立刻离开了苏家，没有听老苏的姐夫柳老板解释过贴这张纸条的用意，但他已瞄到茶几上的那个竹质盘子里放着的药瓶，知道那纸条是起提醒作用的。先前他在苏家时，已了解到苏氏父女俩都读过书，是否算得上知识分子暂且不论，写字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况且在民国（老苏开蒙时没准儿还是在清末）只要读书——哪怕是上私塾，写毛笔字是必须的。这种字条，苏氏父女自然没必要请人来写。但笔迹鉴定结论表明，这张字条是成祥盛写的，这应该是成祥盛曾在苏宅藏身的证据。

柯永嘉遂往成都拨打长途电话，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请示是否就地组建专案组着手侦查该案。领导让他原地待命。很快，成都方面回电，经请示，川西公安政保领导赵方批准立案侦查，已向绵阳专署公安分处段允中处长拍发加急电报，指示由绵阳专署公安分处、绵阳县公安局抽调侦查员组建专案组，由柯永嘉担任组长，主持一应侦查工作。

随即，段允中告知，此案已成立了专案组，建议仍由原班成员开展工作，柯永嘉自无二话。

原专案组的办公室就在解放路专署公安分处驻地，当下，柯永嘉就由段允中陪同，跟五名侦查员见面。这五位同志是专署公安分处侦查员史存鼎、张欢，县局侦查员王一德、彭念慈、潘结实。段允中在征求柯永嘉的意见后，指定原专案组长史存鼎任副组长。

柯永嘉向众侦查员简单通报了一下自己掌握的情况，全组六人即刻前往珠市街苏宅进行调查。先前去苏家了解情况的小宋、老薛、小许三人在报告发现纸条凭空消失的情况后，领导指示他们在苏家待命，没说具体做什么，他们也就不便自作主张。不过，小宋和老薛还是商量了一下，悄悄告知丧事主持人柳老板把前来吊唁或者相帮操办丧事的每一个人都登记下来。此刻，柯永嘉一行赶去跟三人见面后，让他们留在现场配合专案组开展调查工作。

一干侦查员一直在苏家待到晚上九点多方才结束调查，返回解放路驻地后，立即举行案情分析会，汇总调查情况——

首先是苏氏父女。苏宅主人苏金廷四十二岁，丧偶，以从事小百货批发为生。这人生性胆小，从不惹事，不曾参加过任何党团或者帮会组织，连袍哥也没沾过，这在经常跑码头的生意人中是比较罕见的。苏金廷的生意做得一般，没有大发过，但也从没听说走过麦城。他为人比较厚道，在街坊邻里中口碑甚好。

死者苏欣娟，初中文化，长得俏丽，性格也温和，待人接物得体，乐于助人，在珠市街一带可以说是人见人夸。苏欣娟成人后，老苏让她多带带居住在后宅，后宅另有数间平房，用来堆放杂物以及作为临时囤货的库房。苏金廷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但管教甚严，因为自己经常出差不在家，就立下规矩，禁止外人进入后宅。这个规矩，亲朋好友皆知，但老苏的姐夫柳老板对此另有看法——苏欣娟性格随和，招人喜爱，老苏也从不阻止女儿跟邻居、同学交往，这些人可以自由出入苏家前宅，喝茶闲聊、打牌唱戏都随意。柳老板曾跟妻子嘀咕过，认为老苏的生意做得有问题，可能兼带倒腾鸦片、军火也难说，严禁外人进入后宅就是为防秘密泄露。

专案组惦记着成祥盛，怀疑苏家后宅有时可能还会藏匿另一种特殊“货物”——类似成祥盛那样的匪特分子。尽管已经对后宅的每间屋子进行过仔细搜查，没有发现除苏欣娟以外其他人居住过的痕迹，但成祥盛在苏宅留下的笔迹、在公园东侧出入口邮筒里寄出的信件，以及验尸时发现苏欣娟已经有身孕的情况，都不得不使人做出成祥盛曾在苏家后宅藏匿，并与苏欣娟有过亲密接触的猜测。

再说那张写着“吃药”二字的纸条。这张纸条是何时贴在墙上的？据柳老板夫妇说，今年中秋节他们来苏宅做客，就坐在那个角落的位置，记得当时还没有这张条子。但是，那天听父女俩说起，老苏已经开始吃药了，苏欣娟还埋怨父亲老是忘记吃药，说“人老了，记性差了”。老苏不以为然，说他在外面跑码头时从来不曾忘记吃过。当时柳老板还凑趣说老苏已经习惯于“在路上”的生活节奏，待在家里反倒不习惯了。过了半个多月，重阳节前一天，柳老板来送重阳糕，还是坐在那个位置，发现已经贴着那张纸条了。那天苏金廷不在家，苏欣娟说其父去成都了。因此，柳老板没有久待，小坐片刻，正好有三个跟苏欣娟差不多年龄的姑娘来串门，柳老板遂告辞而去，没有跟苏欣娟说上几句话，也就没扯到那张纸条的来路。

侦查员在苏家查看时，着重留意了父女俩的笔迹。老苏要记录账册，苏欣娟每天临帖习练毛笔字，楷体、隶书、魏碑都有，毛边纸边沿还注明了日期，一直到11月7日。父女俩的笔迹，即使寻常人也一眼就可以判定跟“吃药”纸条明显不同。用习练过柳体的专案组长柯永嘉的眼光来看，父女俩的毛笔字功力跟“吃药”二字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然后就要说到那三个登门来访的姑娘了。这三位，分别是西康省名医何维鑫之女何三姝、绵阳“福仁米行”老板燕俊康的女儿燕逢春和“沈记竹行”老板沈玉成的女儿沈朝霞。三个姑娘与苏欣娟同龄，是小学到初中同窗九年的闺蜜。初中毕业后，三个姑娘都没能升学，好在家境都不错，再说当时的绵阳不过是川西的一个县城，女性就业机会微乎其微，也就没动找工作的脑筋，全都在家待嫁，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做个全职太太，是那个年代寻常女性最高的人生追求。

三个姑娘闻知苏欣娟出事，一齐赶到公园，哭得昏天黑地，两人竟至昏厥。稍后，尸体被运往医院去做尸检，三女又一路护送，哭泣不止，被警察和医院工作人员劝离。于是，她们就到珠市街苏宅这边来相帮料理丧事。这倒正好便于侦查员了解情况，分别跟三女谈话，其中的燕逢春被问及跟苏欣娟的关系时，说是结拜姐妹，并当场出示当时属于最时尚的舶来品玻璃票夹（即塑料钱包）中的一张四人合影，上面有照相馆冲印时注明的一行字，表明四人是为纪念结拜姐妹而拍摄的这张照片，日期是“民国三十七年六月一日”。

据何、燕、沈三女说，她们从没留意过苏家厅堂角落里的“吃药”纸条，甚至没留意苏欣娟是否说起过老爸心脏有疾。侦查员让她们各写了若干个毛笔字，一眼可以看出跟“吃药”二字不同。

四姐妹平时接触比较频繁，由于苏家经常只有苏欣娟一人在，通常以何、燕、沈三个过来相聚居多。这个情况，苏金廷是知道的，不过，早在她们上小学时他就有话在先，来玩耍可以，但是不能去后宅，那是库房。她们当时人小，听话，都严格遵守。后来到了初二，四人进入性格逆反阶段了，苏金廷又经常不在家，渐渐就不把老苏的话当律令来看待了，有时就去后宅苏欣娟的房间打牌聊天。记得有一次，人到齐后刚刚坐下，苏欣娟去前宅拿热水瓶准备沏茶，忽然慌慌张张疾步返回，说老爸突然回来了，正在前面厅堂跟人打着算盘结账，估计一会儿要来后宅查看货物。那三位自是大惊失色，慌着要走。可老苏在前面厅堂堵着必经之路，怎么办呢？幸亏后宅围墙角上有一道平时不大使用的后门，那三位急急如漏网之鱼般从后门溜走了。之后，她们再也不敢进后宅了，也开始改变常在苏家相聚的习惯，时不时也去何、燕、沈家。今年初夏以来，沈朝霞说她老爸把邻居家的半边房产买了下来，地方大了，提议可多去她家相聚。自此，四姐妹聚会就不再去何、燕两家，而是苏、沈轮流坐庄。据何、燕、沈三女回忆，她们从来没听苏欣娟说起过有外人留宿，包括亲戚；她们去了苏家那么多次，也从未发现有外人在苏家过夜的迹象。

四姐妹有时会一起去绵阳公园转悠，累了，就到公园内距月形池不远的“昭烈图书馆”阅览图书报刊。前天见面时，何三姝曾提议8日上午去公园散步，午餐去孙家巷新开的一家小吃店，燕逢春请客，因为她写的一篇文章被报纸刊登，收到一万八千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稿费。苏欣娟表示赞同，情绪还很高。但沈朝霞反对，说她“估计会肚子痛”，不想出门。那三个知道沈有痛经的毛病，也就不再坚持。

据三姐妹说，她们从未听苏欣娟说起过有男朋友之类，更没发现相关的蛛丝马迹（这一点多名邻居也是众口一词）。

那么，苏宅是否具备藏匿成祥盛的条件呢？侦查员认为，成祥盛如藏匿于苏宅，必须有食宿供应。宿应该没有问题，老苏家有这么多的房屋，别说一个“成先生”了，就是来二三十个土匪也笃定住得下。但“食”就似乎有问题，或者说容易露出蛛丝马迹了。据侦查员了解，一年有大约一半时间老苏在外地跑，苏欣娟平日在家门口十来米开外的那家只有字旗没有名号的小酒肆搭伙，每日三餐由店主丁老四或者其妻用托盘送上门。如果苏欣娟外出访友或者那三姐妹到苏家用餐，则会关照店家不送餐或者按人数多送几份。老苏在家时，则由他自己下厨开伙，大米家里是现成的，吃完了由燕逢春家的“福仁米行”派伙计送来，一次送五十斤，年终一并结账。一应食材和调料由老苏自己购买，他不在家时则由邻居买菜时顺带。据丁老四夫妇以及一干邻居平时的印象，凡是苏姑娘多叫餐，送上门时厅堂里必有何、燕、沈三位小姐或至少其中的一两位，从没见苏姑娘自己从外面带回过饭食或者菜蔬之类。

专案组为弄清老苏家是否多耗用了大米，特地派侦查员去“福仁米行”调查相关账目记录，苏氏父女俩的用餐情况没有疑点。

可既然苏欣娟有了身孕，那么通常说来，男女之间——特别是女方系苏欣娟这样一个老实本分、从未谈过恋爱的黄花闺女——要想产生感情，只怕没有一段时间的感情培养，是不可能走到这一步的。因此，成祥盛必定在苏家藏匿过一段时间。可他的伙食又该怎么解决呢？尽管苏家有后门，后门外就是粮库和酱园的后墙，那条狭窄的小巷子里没有住户且鲜有行人，但巷子两头都是通珠市街的，如果成祥盛从后门绕到街上去用餐，时间长了，还不被邻人看见？老是有这么一个陌生人出出进进，人们肯定要议论，可大家都没有议论过，这就是说谁也没看见过成祥盛出现。

当晚，专案组在讨论案情时汇总了上述情况，对于成祥盛是否藏匿于苏家没有把握，特别是其每天吃饭的问题，简直使人匪夷所思。专案组六名侦查员来自三个单位——县公安局、专署公安分处和行署公安处，除县局三侦查员之外，其余互相都不认识。所以，在讨论案子遇到卡口时发表意见就比较谨慎，不是想到就说，而是能不说就不说。此刻，五人都看着组长柯永嘉，目光里透着“听领导”的意思。

柯永嘉对成祥盛曾藏匿在绵阳而且肯定跟苏欣娟有关系这两点始终坚信不疑，原指望在对苏家进行搜查以及向邻居、亲朋好友调查后可以获得线索，但现在看来并没有那么乐观，即使等男主人苏金廷回来后恐怕也解决不了。他凭直觉认为，老苏对成祥盛藏匿之事很有可能是蒙在鼓里的。老苏以一个平民百姓身份闯荡江湖多年，没有翻过船，这不是仅仅用运气好就能解释得通的，他肯定有过人的江湖见识和处世智慧。像这样一个老江湖，可能出于义气或生意需要同匪类有交往，甚至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其宅第作为成祥盛之辈暂时的藏身之地，但他在作出这种决定之前，一定会对如何保护自己的女儿有所考虑。以老苏的江湖经验，难道会放心地把自己的掌上明珠放到匪类身边，让她与对方日夜相处？柯永嘉相信老苏应该不会这么傻。

那么，应该如何调查这个案子呢？柯永嘉决定改变侦查方向，以前是盯着苏宅藏匿成祥盛的线索查，现在，干脆先调查苏欣娟被害案，相信只要找到凶手，距离找到成祥盛也就不远了。

四、兵分两路

11月9日，六名侦查员分为两路，一路去绵阳公园，一路去苏宅问询正在办丧事的亲朋好友以及走访街坊邻居。

侦查员史存鼎、彭念慈、王一德三人负责调查苏宅亲朋好友和珠市街的街坊邻居，巧得很，他们前脚刚刚到苏宅，后脚苏金廷就从成都回家了。老苏是去谈生意的，临走时只照例跟女儿说了说自己这次去成都时跟哪家字号哪个老板谈生意，准备下榻在哪家旅馆。而苏欣娟已经死亡，没有人确切知晓他的去向，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家里发生了这等大事。昨天午后，他搭乘一辆从成都开往绵阳的运货卡车，本来昨天晚上应该可以到家，没想到途中汽车发生故障，修车耽搁了时间，司机担心不太平，不敢走夜路，今天清晨才启程。抵达绵阳小西门下车后，遇到一个熟人，得知女儿横死的噩耗，急急叫了一辆黄包车往回赶。

这样，侦查员最先接触的就该是苏金廷了，三人一边劝慰一边见缝插针向老苏了解情况。诚如柯永嘉所估料的，听下来苏金廷似是跟藏匿成祥盛之事无涉，也绝对不相信会有匪类藏在自己家里。对于女儿的不幸遇害，他自是想不通，女儿已有三个月身孕之事，他更是难以置信。直到柳老板夫妇被侦查员唤来作证，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一严酷事实，继而号啕大哭，后悔自己不该终年外出跑生意，疏于照看女儿，才导致了这等惨剧。

其后，史存鼎三人对苏欣娟近日，特别是前天（11月7日）的活动情况展开调查。之所以把调查时间定在前天，那是因为苏欣娟的尸体是11月8日午前被人发现浮于绵阳公园月形池水面上的，法医认定其被害时间大致上应在11月7日夜间，距其生前最后一次进餐大约三四个小时。昨天专案组向专为苏欣娟提供一日三餐的小酒肆店主了解情况时得知，11月7日的晚餐他未送到苏家，是苏欣娟去其店里吃的。

当时大约下午五点，他正准备给苏小姐炒菜让老婆送去，苏欣娟忽然登门，说她有点儿事情要去处理，路过酒肆，就把晚饭吃了，随便什么菜都行。店主遂给她上了一份米饭、一份鱼香肉丝和一碗蔬菜蛋汤，她匆匆用餐后就离开了。医学解剖证实店主所说不谬，而且此后苏欣娟没再吃过任何东西。现在，侦查员要调查的就是苏欣娟昨天下午五点多离开小酒肆后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

至少有七个邻居昨天下午五点左右看见苏欣娟从家里出去，空着手，神态平和，一如既往地主动跟邻居们打招呼。从时间推算，苏欣娟应该是去酒肆吃晚饭的。至于她的那三个结拜姐妹何三姝、燕逢春和沈朝霞，昨天都没有跟她见过面。侦查员再次找了小酒肆店主，据店主说，苏欣娟以前也有过午餐或者晚餐没让他们送而直接去店里吃的情形，但在店主的记忆中，苏欣娟去店里吃晚餐都是在酒肆结束营业也就是晚上八点前后，而且之前她一定会关照一声，免得他们白跑一趟。侦查员推测，苏欣娟昨天之所以在五点钟左右去小酒肆吃晚餐，说明她确实有事要离家。她要办什么事情呢？

从其父苏金廷、姑姑姑父柳老板夫妇以及何、燕、沈三姐妹所作的陈述来看，他们都认为苏欣娟是比较阳光的，没有什么瞒着他们的事。可事实上，苏欣娟怀孕三个月，却没向他们露一丝口风。由此看来，苏欣娟平时给人的良好印象不过是表象，她还有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包括她跟某个男子有染，也包括昨晚她的神秘外出——侦查员有理由认为她是去跟那个使她怀孕的男子商谈堕胎之事的。

按理说，苏欣娟跟对方约在这个时间段见面，应该共进晚餐。这种情况下，通常男方也会主动提出一起吃晚饭。即使对方不提，苏欣娟已经跟对方有这种关系了，也可以提出来。但事实上两人都没有这么做。那是什么原因呢？经济拮据？应该不可能。以苏欣娟这种小家碧玉式的美女，不会委身于一个连一餐饭钱都拿不出的男子。再说，即使对方的经济能力有限，请不起客，苏欣娟也是请得起的。苏金廷告诉侦查员，他每月都会给女儿足够的零花钱、生活费，只可能有富余，不可能不够花。何、燕、沈三姐妹也证实，苏欣娟生性大方，平时四人一起活动，她总是抢着掏钱。可是这次，苏欣娟跟人约在这个时间段见面，为什么不一起吃饭呢？

侦查员的观点是，之所以不一起吃饭，是因为对方不便在饭馆、酒肆之类的公共场合露面。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成祥盛！

此外还有一种估测：苏欣娟并非是去会男方，而是去堕胎。当时堕胎有中西医两种方式，如果选择西医，那显然是要求空腹进行人流的；如若选择中医打胎，那就是服用打胎药，一般来说临床中医那里不过是给开一纸方子，让孕妇自己去中药店抓了药煎服，这倒不必空腹前往。可是，警方在苏欣娟随身的钱包里发现了一沓钞票，却没有药方，这又怎么解释呢？有侦查员分析，也许两人见面之后在堕胎与否或者堕胎方式上发生了分歧，由激烈争吵升级到动手，从而导致男方下手杀人。如果以上估测靠谱，另一路去绵阳公园了解情况的侦查员是否能收集到相关线索呢？

另一路侦查员也是三人，由专案组长柯永嘉带队，另两名侦查员是张欢、潘结实。

当时的绵阳公园还维持着民国时期的管理方式，一年到头全天候全时段开放，不收门票。建国初期，绵阳人口不像现在这样有七位数，再说人们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后才会把兴趣放在休闲上，外埠游客也很少，所以偌大一个公园总是显得比较空旷。本案发生时，节令上已经进入冬天，人们的游兴又减了若干。不过，每到晚上反倒比白天热闹些，原因一是设在公园内的图书馆一直要开放到晚上八点半；二是解放后热衷于举行群众大会，宣传时事、批斗恶霸、各类动员等，白天大伙儿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有空儿，很多大会都放在晚上举行；三是群众性文艺演出比较多，演员都是老百姓中的业余文艺爱好者，尽管水平有限，但热情甚高，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无业社会青年、家庭妇女都有各自所属的文艺小分队，晚上公园里常常数台节目同时进行。因此，侦查员对于收集线索是有信心的。

三人先去了公园派出所，询问是否有群众在案子发生后向他们反映过可疑情况。派出所方面说没有接待过反映此类情况的群众，由于上级已经组建了专案组专门侦查该案，派出所在没有接到指令前也不便主动收集信息，免得弄不好反倒干扰了专案组工作。然后就说到了11月8日中午的情况，所方接到群众报告，派民警赶到现场时，月形池畔已经有上百名围观者，什么保护现场的措施也用不上了，不管苏姑娘是自己落水还是被凶手推下水的，即使留下脚印什么的，也早已被人们踩没了。

这一点，柯永嘉三人事先已考虑到，并未指望有什么收获。他们此刻指望的是，苏欣娟遇害前后的那个时间节点，正好有人在现场附近，听见或者看见了什么可疑情况。所方说他们在案发后也曾对此进行过私下的议论，有人提到过这种可能性。但是，11月7日傍晚后开始起雾，到八九点钟时雾还比较浓，所以就减少了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

下午，专案组汇总两路调查情况后，决定以专案组名义起草一份告示，在全城大街小巷张贴，希望11月7日晚上去过绵阳公园的市民提供线索。当时没有悬赏奖励的做法，只是说将会予以表彰，那就是戴大红花、上主席台、肖像张榜之类的举措了，可能还会在本地报纸上露个脸，在那个年代，这种待遇已经算是很高的荣誉了。

张贴告示之事落实了，专案组随即进行另一方面的调查：悄然走访全城中西医生，打听最近是否有人跟他们联系或者咨询过堕胎事宜。这活儿倒不像寻常人想象的那样烦琐、吃力，因为有行业公会。解放后的行业公会已经划归工商局代管，工商局向行业公会派出了驻会干部，专案组只要跟中西医联合行业公会的驻会干部打电话沟通一下，约好时间跟相关的中西医见面开一个座谈会就解决问题了。

考虑到时间紧迫，以及白天医生们可能抽不出时间参加会议，这个座谈会定在当天晚上十点过后进行。说是座谈会，其实是专案组约谈医生。六名侦查员分别跟医生们多带带谈话，询问需要了解的情况，但没有查摸到任何线索。

案发第三天——11月10日，征集线索的告示产生效果了。上午，一对男女青年来到解放路绵阳行署公安分处大门口，要求见专案组的同志。

这对男女都是二十二岁，男的姓马，女的姓曾，分别是银行职员和医院护士，两人正在恋爱，已经谈了一年有余，差不多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了。11月7日晚上，护士小曾参加医院共青团总支组织的女声小合唱，小马就陪她一起到了演出地绵阳公园。当晚，公园里一共有三台文艺节目，卫生系统是其中的一台。公园里有一个由绵阳县政府派人主持的没有名称的办公室，专门负责操办全县所有在公园举行的活动，这个办公室把当晚卫生系统的文艺节目安排在图书馆前面的空场上。小曾参加的女声小合唱演过后，小马说与其留在这里看节目，倒不如去公园其他地方散步。小曾有点儿担心，今晚有雾，不会遇到坏人吧？小马拍胸脯保证，坏人我能对付。这话倒不算吹牛，小伙子不但人高马大，而且自幼跟随拳师出身的祖父习练武功，少年时每个寒暑假都去青城山学习青城派武术，多年下来，寻常三五个小混混儿他还真不放在眼里。解放前，绵阳每年都会举行几次民间武术比赛，其中有实打实的散打，小马自三年前参加比赛以来，每次都能进入前八名。所以，小曾姑娘听着也就放心了，两人携手往月形池方向溜达。

走了片刻，夜雾渐浓。公园经费有限，照明路灯装得本来就不多，加上夜雾遮掩，能见度甚差。两人有点儿不知置身何处的感觉，忽见步道旁有一指示牌，这才知道右侧不远有个亭子，于是就进到亭内，在木椅子上坐下，轻声聊天，无非是互诉衷肠之类。不一会儿，忽然听见附近有说话的声音。初时似是相隔较远，声音有些模糊，是一个年轻女声，好像是在抽泣，嘤嘤细语，说些什么无法分辨。然后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可能两人渐渐走近，男人的声音能听清楚了：“你别哭嘛，听我说……”

随即被那女声打断：“你信不信（后面的没听清）……我死给你看！”

可能两人驻步不走了，接下来的对话又听不太真切。稍停，听清了，还是男声，提高了音量，带着些火气：“你这是要挟老子……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姓杜的几时怕过要挟！”

然后，就像断了电的麦克风，突然就没有声音了。

小马低声道：“原来是大杜呀，怪不得听着觉得有点儿耳熟。”

小曾悄声询问：“大杜是谁？”

“以前跟我一起学过武术，算得上师兄吧。”

小曾便提议是不是该去劝劝，小马摇头，扯着曾的手往另一方向走。走出一程，方才告诉小曾，大杜脾气很暴，跟他吵过架，两人当众宣布“割袍断义”，见面都是不理睬的。而且这人特要面子，如果被熟人发现他在跟女人吵架，肯定会迁怒于女方，那就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哩！

次日，城里传开了公园里“水鬼缠身”，死了个妙龄姑娘的新闻。小马在银行工作，没有机会听到。小曾是医院门诊护士，那是一个社会新闻的窗口，上班时即使不想听也会往耳朵里钻。当晚跟小马见面时就说，苏姑娘的死没准儿跟那个大杜有关吧？我怀疑昨晚两人吵到不可开交，男的就把女的推水里了。听说外面已经贴出告示，要求知情者向政府提供线索呢，我们要不要向公安局反映？小马是练武的，接受过拳师祖父的江湖经验教育，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又不是亲眼看见大杜对那女的动手，别操那份心了吧。小曾当时给男友说服了，但今天上午想想不妥，就给小马打了电话，坚持要去向政府反映。小马无奈，只好同意。两人就趁中午休息的空当儿奔解放路行署公安分处来了。

五、蓝衣同伴

专案组刚送走马、曾，公园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有游客在月形池附近捡到一块花手绢，怀疑是死者苏姑娘的，就交到了派出所。柯永嘉一听，马上叫上侦查员王一德、彭念慈一起前往派出所。

居民张某家住公园附近，陪同从邻县来做客的三个亲戚到公园游览时，偶然在一个三角亭外面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块浅绿底小黄花府绸手绢。巧的是，张某是以摆摊头出售小百货商品为生的，他的货品都是由苏欣娟的老爸苏金廷提供的。花手绢在那个年代乃是一种常销商品，他跟老苏约定，每次进新手绢时，每种花样都要给他留一些，他当天就会去拿货。眼前的这块花手绢，正是最新进的那批花手绢中卖得最好的一款，张某的摊头摆出来后不到半天就卖光了，因此印象十分深刻。

当下，张某见到这么一块手绢，马上想起苏姑娘被害之事。他经常跟老苏打交道，记得每次去挑选货品时老苏总喜欢挂在嘴上的那句话：这“什么什么”（指货品）我女儿一看就喜欢，已经留下一样自己用了。进这批手绢的时候，老苏也说过这话。张某就寻思，苏姑娘刚刚死在这里，莫非这块手绢就是苏姑娘生前使用的？于是，就把手绢交到了公园派出所。

柯永嘉三人随即拿着手绢去珠市街苏宅。苏金廷一看，说这块手绢确实是女儿从最新批发过来的小商品中挑选出来的，一共有两块，另一块还没使用，在整理遗物时挑出来了，准备“头七”时烧给姑娘。说着，就把另一块花色相同的新手绢拿给侦查员看。专案组之前对死者随身携带的物品所作的登记中并没有手绢一项，而苏欣娟这样一个小家碧玉型的姑娘出门怎么会不带着手绢呢？张某捡到的这块手绢，八成就是苏姑娘的了。而且，这块手绢的一角有些许褐色污渍。据向苏欣娟提供生前最后一餐的小酒肆店主之前的陈述，那天他给苏欣娟烧的那道鱼香肉丝是勾芡的，他知道苏姑娘喜欢这道菜酸中带甜的汤汁，特地多加了调料，因此有点儿稠，估计这污渍就是苏欣娟吃菜时擦拭嘴角时留下的。

出于慎重，侦查员又去小酒肆向店主夫妇求证。手绢一出示，店主老婆立刻想起来了，说7日傍晚苏姑娘吃完饭示意她去收餐具时，确实掏出过这么一块手绢擦拭嘴角，手绢的颜色十分艳丽，她因此留下了印象。

接下来，就要去找那个大杜聊聊了。可是，见到大杜，侦查员却是一个愣怔，这主儿腿上打着石膏，说是十天前跟人切磋时不慎弄骨折了，现在只能拄着拐杖在家里挪动，出不了门。侦查员顿时生疑，就拿了病历卡去杜所说的医院核查。医生、护士都还记得这个患者，那天他被人送来时嘴里不住念叨自己大意了，说伤好了还要再找人家比试一回。离开医院，侦查员又按照大杜所说的地址前往文庙街，向一脚把大杜踢骨折的那个切磋者及旁观者了解，证实确有此事。

王一德、彭念慈两个难免生出沮丧情绪，多半是那对小情侣听岔了，误以为是大杜。柯永嘉倒是有思想准备，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凭我的经验，干到这一步，案子差不多要破了。老柯不过是宽宽王、彭二人之心罢了，没想到这话说过二十四小时后，竟然得到了应验——

之前专案组在进行调查时，认为没有必要向苏金廷透露成祥盛与其女儿有密切交往的情况。老苏基于江湖经验，认为警方的精力应该都放在剿匪、清匪上，对于其女之死这样的刑事案件不会特别重视。年初川西闹土匪暴动以来，命案频发，一次杀害数人的案件尚且没听说警方投入多大力量去侦查，现在女儿之死恐怕也就不过如此。说是成立了专案组，估计这五六个便衣也只是装模作样忙一阵子，意思意思就是了，破不了案子的情况毕竟常有，对于受害家庭来说是一桩天大的事儿，但对警方来说，应该就是一种常态了。自古以来，哪个朝代哪个衙门真能做到有案必破的？就像做生意一样，字号再老再有名，老板再牛再了得，也不见得大大小小每桩生意都能赚到。

那怎么办呢？女儿不能就这样白死了。老苏想为警方破案添一把火加一把力，就找出一张苏欣娟生前的近照，请人起草了一份悬赏启事，跑印刷厂把照片连同文稿一并印了一百份，请人全城大街小巷四下张贴。悬赏启事言之凿凿：如若有人向警方或者被害人家属提供确凿线索得以侦破该案，苏金廷即奉酬金一百万元！

这份启事张贴出来后，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旧币一百万元相当于如今的一百元，但在建国初期，这已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款项了。老苏在家等了一天多，来了一个二十来岁、戴眼镜的文弱青年，自称姓韩，说是来提供线索的。

小韩是川大二年级学生，因患肺结核休学在家。当时，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是盘尼西林（即青霉素），那是市场上的紧俏货，国内无法生产，全靠进口，但西方对新中国搞经济封锁，所以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小韩只有靠自个儿调养，一是呼吸新鲜空气，二是加强营养，三是心情舒畅，以增强自身免疫力。

回到绵阳家里后，小韩每天去公园散步、打太极拳，累了就到园内的图书馆看书。这样过了一段日子，调养得有些起色，有时晚上也来公园，看看文艺节目，或者到图书馆阅览室看看报刊。最近天气渐凉，他不敢像夏天那样久待，八点半图书馆关门前肯定要回家的。11月7日那天，小韩像往常一样在六点稍后来到阅览室，拿了已经收纳了当天报纸的报夹，在角落里的一副座头上独自阅读。解放后，关心时事的人明显增多，一到晚上，阅览室的读者很多，有时甚至座无虚席。这天可能因为有雾，读者没有往日那么多，但从小韩坐的那个角落扫视全室，也已经比较可观了。

小韩看完手头的省报，座头前来了一位老者，说小弟弟你看完了吧，给我看好吗？小韩看对方手里拿着另一份报纸的报夹，说那您把手里那份给我吧，我们交换看。老者跟他交换后，随即在小韩对面坐下。这样一来，小韩就需要挪动一下椅子，否则翻阅时会周转不开。这时，他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姑娘挽着另一个什么人的胳膊从外面进来。之所以说是“什么人”，因为当时对面两个人正好拐弯，靠他这一侧的那个姑娘恰恰把同伴给挡住了，小韩只看见那同伴穿着一件蓝色劳动布上衣的背部。然后他就坐下继续看报纸了，并无兴趣去探究那个似曾相识的姑娘究竟是何许人。

那天，小韩觉得蛮开心的。那个老头儿看完省报后主动跟他聊天，说了一阵，对方竟是当地一位着名气功师，小韩久仰其大名。最近一段时间他习练太极拳，感觉对恢复健康稍有效用，就联想到养生气功，寻思如果能拜其为师就好了。但听说对方名气大架子更大，寻常人难得一见，也就只有想想而已。此刻巧遇，那份激动可想而知。当下就说了自己的情况，以及拜师的渴望。气功师的架子倒没有传说中的大，反而和蔼可亲，说相识就是缘分，就和小韩聊起了太极拳和气功。这种情况下，小韩自然早把那个匆匆一瞥的姑娘抛之脑后了。

一晃数日，小韩连续几天没出门，一直待在家里按照那位气功师传授的吐纳术入门之法练习，也就没听闻公园发生苏姑娘溺水而亡之事。直到今天上午，有一个中学同学来看他，两人闲谈时，同学提起此事，还说苏姑娘之父苏老板正悬赏征集线索。小韩当时也没觉得什么，送走同学后，一个人静下来了，这才想起11月7日晚上在公园图书馆阅览室曾瞥见的那个姑娘，脑子里突然灵光闪现：这姑娘好像就姓苏呀！难道溺水身亡的就是她？

大约两个多月前，小韩曾跟一个姑娘打过一次短暂交道。那是在图书馆二楼的书籍阅览室里，当时，小韩应中学英文老师之托，临时相帮出一份英文考试的试卷，就到图书馆来翻阅资料，一边查阅，一边摘录。记得就是7日晚上在报刊阅览室瞥见的那个姑娘，手捧几册图文并茂的彩色铜版纸册子，在他那副座头的区域里四处转悠，最后在他旁边驻步。稍停片刻（估计是在打量小韩），她开腔说，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我想打搅您一小会儿请教几个问题，可以吗？

一个漂亮又有礼貌的姑娘请自己帮忙，小韩自是没理由推脱。这姑娘要请教的问题是：她想了解西方服装的裁剪方法，到图书馆来查看是否有资料。有倒是有的，没想到却是清一色的英文说明。她虽然读过英文，但水平有限，很难读懂，刚才看小韩在阅读英文书，还不时摘录，料想水平比她高出一大截，所以就想请教。当下，小韩看了看那几册时装杂志上的西式服装的英文说明，一一给予解释。那姑娘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还在随身带着的一个小本子上记录。小韩记得，他在翻阅时装杂志时，看见里面夹着的阅览卡上的名字，印象里好像姓苏。

回忆起这段邂逅，小韩寻思，刚才同学所说的那个溺水身亡的姑娘也姓苏，难道这么巧，死的就是她？11月7日晚上我还在图书馆见过她的嘛，跟一个穿劳动布上装的同伴在一起，难道那个同伴跟她的身亡有关？这么想着，小韩就坐不住了。同学刚才说过，死者之父把女儿的照片印出来后张贴在大街小巷，何不去看看，如果确实是她，那是应该向公安局报告的。想到这里，小韩当即出门，上街一看苏金廷的悬赏启事，果然就是这个苏姑娘！

老苏听到这里，赶紧拽着小韩来到公安分处。专案组听了小韩如此这般一番陈述，当即全体出动，带着小韩前往公园图书馆，跟书籍阅览室的工作人员联系，查看了11月7日晚上前来调阅馆藏书籍的读者登记情况。小韩和那位气功师果然在内，苏欣娟也在名单之中。那时图书馆的管理方式跟现在没法儿比，但管理方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对于事后追查（比如读者是否损坏书籍）很有效。

读者向馆方申领的阅读卡，由卡片和卡套两部分组成。卡套上面贴着读者本人的肖像照，需要调阅图书时，工作人员从被调阅图书的扉页上贴着的牛皮纸套里取出该书的底卡，把底卡上的号码写在阅览证卡片上，同时亦把阅览证号码和调阅日期写在该书底卡上，把底卡插入阅览证卡套内交由读者保存，阅览证卡片则暂由馆方保存。读者还书时，工作人员在图书底卡上注明时间，将暂存的阅览证底卡还给读者。解放后，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当班工作人员在下班前，必须把当天被调阅过的图书号码誊抄下来，留存备查。现在，侦查员通过11月7日晚上图书馆所作的调阅登记资料，查明苏欣娟一共调阅了两本图书：《中医妇科学》和《人工流产简易手册》。

侦查员询问了11月7日晚上当班的两个工作人员，请他们回忆那天晚上苏欣娟去调阅上述两书时的情况，特别提示当时可能有人与其在一起，那人穿着劳动布上装。遗憾的是，两个工作人员都说那天读者比较多，而且比往日集中，他们忙于办理调阅手续，根本没空留意读者长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

专案组长柯永嘉遂决定采用另一措施进行查摸：让工作人员把持有图书阅览卡的读者名册拿出来，对照11月7日所做的调阅登记，把当天全部读者的名单以及宅址及供职单位都誊抄下来，以便上门去逐个访查。

离开图书馆后，侦查员又沿着图书馆、三角亭、月形池这条路线走了一趟，发现这三个点是在一条直线上，于是作出以下推测——

苏欣娟对于自己的怀孕很是担忧，应该是盯着男方商量解决方案。成祥盛担心其之前犯下的涉匪罪行已经引起警方的注意，不敢让苏欣娟去做人工流产。当时的绵阳城不大，人口也不多，居民互相之间认识的情况比较普遍，他生怕一旦被熟人发现，四下传开引起热议，苏金廷肯定要逼问女儿男方是谁，那他就得暴露。他不敢冒这份险，但这件事又不能无休止地往下拖，苏欣娟此刻已经怀孕三个月了，不去打胎的话，拖不了几时就会暴露。所以，他就起了杀心，决定把苏欣娟推入绵阳公园月形池了结其性命。尸体当然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由于其未婚怀孕，人们通常会把死因往“要面子”上面靠。至于死者头部的伤，可能是成祥盛下手前担心苏欣娟落水后不死，挣扎呼救，那就可能惊动旁人，所以临时决定先将其击昏然后推入水中。

至于去图书馆调阅《中医妇科学》与《人工流产简易手册》，估计是成祥盛所耍的伎俩，他选定要在公园谋杀苏欣娟，总得需要一个两人同往公园的理由。他就想了这么一个借口，去图书馆查阅人工流产方面的书籍，以便确定选择中医或是西医进行流产。苏欣娟自然深信不疑，欣然前往，结果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次日，专案组按照从图书馆获得的11月7日曾去过图书馆调阅图书的读者名址逐个走访。名单上共有一百三十七名读者（包括白天来过图书馆的），六个侦查员两人一组分成三拨，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最后的结果令人沮丧——竟然没有一个读者像小韩那样瞥见过苏欣娟，更别说她的同伴“劳动布”了。

六、另觅线头

不过，专案组长柯永嘉认为这线索似乎还没完全断。尽管“劳动布”在图书馆露面一幕只被小韩一人偶然看见，但这人既然和苏欣娟有如此亲密的交往，肯定还会留下别的蛛丝马迹。专案组长的想法是，广泛调查苏姑娘生前的交往对象，看能否查摸到相关线索。

11月16日，新一轮调查开始了。苏欣娟的父亲老苏自然成为第一个接受调查的对象。这回，专案组采取公开案情的做法，柯永嘉直接告诉老苏，11月7日晚，苏欣娟与一穿劳动布上装的同伴出现在公园图书馆，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导致苏姑娘怀孕的男方。柯永嘉请老苏回忆，苏姑娘生前是否跟穿劳动布上装的男青年有过交往。老苏认真想了片刻，说他经常在外出差，一年中在绵阳的时间最多只有半年，这半年时间也不是闲着无事——联系下家取货、结账、记账、接受订单，以及生意朋友之间的应酬等，他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对女儿跟外人交往情况的了解，只限于邻居以及女儿的三个结拜姐妹。在他记忆中，女儿从来没有跟男青年多带带相处过，也从未有小伙子上门来找女儿。

那么，苏姑娘有没有托老爸带回一些适宜于男青年使用的小百货商品呢？这一问倒是提醒了老苏，他说国庆节前，绵阳市面上劳动布断档过半个多月，他正好要去重庆进货，女儿曾要他带六尺劳动布料回来。他给带回来了，但没问干什么用，想当然以为那是某个邻居请女儿相帮缝制衣服之类。

柯永嘉随即布置侦查员彭念慈、王一德对一干邻居逐家询问，查明确有三家邻居请苏欣娟缝制过劳动布上装，但那是5月、10月间的事，而且布料都是在绵阳当地购买的，并没有请苏姑娘托其父从外埠捎带。又向何三姝、燕逢春、沈朝霞了解，均说不知此事。

专案组由此判断，由老苏从重庆捎回的劳动布料缝制的那件上装，应该就是给成祥盛做的。至此，终于可以确认那个神秘人物“成先生”的两个特征：从追求时尚来看（劳动布在当时年轻人中比较流行），其年龄大致上不会超过三十岁；从购买六尺布料来推算，其身高在一米七左右。这两个特征，与之前老柯从被捕匪徒那里获得的信息相符。看来，成祥盛并非出身农村长期生活在闭塞环境中的主儿，但也不大可能是大城市人，否则他给多股土匪起草的布告、标语之类，就不会那么“接地气”，让那些被煽动起来的山区群众一听就懂。由此估计，他应该是在县城或者县辖城镇生活的居民。

这是专案组新一轮调查的唯一收获。历时三天的调查，依旧未能发现关于“成先生”其人的具体信息。柯永嘉对这种结果自是不满意，正考虑是否召开案情分析会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成都的机要函件。

三天前，成都市公安局政保处一名便衣侦查员外出办事时，路过督院街上的一家旅馆，正好看见一个账房先生模样的外埠来客走进去办理入住登记手续。侦查员觉得这张脸似乎有些眼熟，出于职业习惯，下意识地在脑子里搜索了一番。很快他就想起来了，这张脸他是在照片上看见的。最近，该侦查员刚参与端掉土匪设在德阳的一个密点，搜查出的罪证中有几张照片，其中一张四人合影上面就有此人。据被捕的密点匪首供称，此人姓孟，宜宾人氏，与他曾拜过把子，系袍哥骨干分子，抗战时被“军统”招为特务，利用其擅长算账记账的特长，安置在“军统”的一个情报密点专门做情报统计、整理工作。抗战胜利后，孟某领到了一笔安置费，遂脱离“军统”，以米行账房先生为业。

这份活儿干了两年多，孟某突然辞去饭碗，摇身一变，做起了成都一家贸易商行的采购员。原来，孟某被由“军统”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下辖的成都特务机构召唤归队，这家商行就是“国防部保密局成都站”的一个秘密机关。不过，这回孟某不做账房先生了，上司看中了他那副天生账房先生样的外表，给他派了份外勤差使，以收账、采购为名，专门跑川西各县，与乡镇恶霸、土匪头子、民团首领之类套近乎。不久，川西解放，台湾特务机构开始策划搞破坏活动，孟某奉命奔波各处，跟一股股土匪势力联络。

川西暴动势头被我军武力遏制后，残匪转入地下活动。孟某继续“下基层”，不过活儿改为传递信息和安抚，内部戏称他为“宣慰使”。这次，他从外埠返回成都，但原先的“地下机关”已经转移，他得到的命令是“暂勿回家，下榻指定旅馆等候接头”。不料运气太差，入住旅馆的时候恰恰遇到那个记性特别好的侦查员。孟某落网后，表示要争取立功获得宽大。躲藏在绵阳的“成先生”没有想到，孟某的这个念头竟然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安全。

孟某与成祥盛见过一面，那是1950年2月5日，川西最早开始的土匪暴动“龙潭寺暴动”（当时亦称“龙潭寺叛乱”）的前两天。这次叛乱是由胡宗南任命的“东山联合会”会长、袍哥头目刘惠安和原国民党四川省省会警察局局长、“中统”特务刘崇朴主持发起的，这两人分别被国民党委任为“川陕鄂反共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副司令。叛乱前数日，“二刘”在密谋时认为届时需要进行政治性宣传，以煽动民众追随，但苦于找不到能够胜任起草文稿的笔杆子，就吩咐手下人去物色。正好有一个走江湖的算卦先生路过刘惠安所在的洛带镇（今成都市龙泉驿区境内），被喽啰唤住。刘惠安与其攀谈下来，连叹“天意”。原来，刘祖籍系广东梅州客家人。巧的是，这个算卦先生的祖籍也是梅州，刘惠安便对此人有了一份好感。言及起草暴动宣传文稿，那人竟洋洋洒洒说出一大堆话题来，而且夹杂着大量川西民众常用的口语俚语，生动传神。刘惠安便将其留下，命此人起草布告。“二刘”的另一半刘崇朴闻讯前来，谈下来也颇为满意。不过，刘崇朴是干过特务当过警察局长的，自有一份警惕，当下就指派两名心腹以照料为名，把人给看起来。这个算卦先生，就是成祥盛。

当晚，孟某奉命潜入洛带镇跟“二刘”见面。“二刘”知道孟的隐秘身份，想通过孟把他们即将“发动”的情况辗转传往台湾，所以酒席上扯七扯八说了很多。正说得起劲时，成祥盛求见，说是来呈递已经起草好的文稿的。当时在场的有七八人，成祥盛应该没有注意到孟，送上文稿后就退下了。“二刘”中的刘崇朴看了文稿，当场赞不绝口。刘惠安也说：“好兆头，给他五十大洋润笔，后天我们‘发动’后就放他走。”

孟某就这样跟成祥盛见了短暂一面。之后在大约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频繁“下基层”穿梭于各股土匪间做“宣慰使”工作时，多次听说过“成先生”的名头，知道这人受到“二刘”奖赏之事已经传开了，股匪纷纷请他起草文稿，但孟某从此再也没在那种场合看到过他。

直到有一天——1950年11月7日，孟某“有缘”跟“成先生”再次见面。一天前，孟某来绵阳办事，这次倒跟特务活动无关，真的是为生意上的事，去向绵阳城里的一家合作伙伴讨债。他下榻于警钟街上的一家旅馆，距绵阳公园不远。晚饭后闲着无事，就出门信步往公园溜达。当时大约八点钟，有薄雾，能见度还可以。孟某走到公园东侧作为大门的牌坊前时，在路边一个出售香烟、火柴的地摊前驻步，买了一盒香烟。付过钞票正要离开，一张熟面孔忽然出现在视线之内，马上认出此人正是“成先生”！

孟某被捕后想立功赎罪，积极提供检举材料，其中就有上述检举成祥盛的情况。据他说，11月7日晚上看见的“成先生”（他不知道其名）跟2月3日在洛带镇见面时已经完全不同，2月间见面时是一副落魄书生模样，还带着那种久走江湖者的油滑；时隔八个多月，对方已经脱胎换骨了，看上去比2月间还年轻了四五岁，大约在二十五岁模样，气色很好，精神也不错，穿劳动布春秋夹装、黑色灯心绒裤子和蓝色跑鞋，没戴帽子，鼻梁上多了一副深褐色框架的眼镜，看上去跟当地街上的那些时尚青年无异。

因孟某的上述揭发材料可能会对柯永嘉主持的专案侦查有帮助，赵方指示立刻派机要员把相关口供抄件送绵阳面交柯永嘉。专案组一干侦查员知悉上述情况，都有一种兴奋感，毕竟之前的判断得到了证实：谋杀苏欣娟的凶手，就是成祥盛无疑！

那么，往下应当怎么调查呢？讨论良久，话题集中到一点上——老苏曾告诉过侦查员，其女在9月间绵阳当地市面上劳动布断销的时候，请老爸从重庆捎过一段劳动布料，六尺。柯永嘉特地向裁缝师傅请教过，得知劳动布门幅较窄，六尺布料只能做一件身高为一米七左右的男式上装，有可能还需要用其他布料作为贴边和袋布。现在看来，苏姑娘捎这块布料就是要给成祥盛做那件劳动布上装。

老苏那次回家时，还没进家门，就在附近遇到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薛某，可怜巴巴地提出要求，想把临时进的一批日用百货商品存放于苏家。那是几十大箱搪瓷脸盆和钢精（铝）锅，差不多要堆满两间屋子。那人实在找不到临时堆放地，想起了老苏，就硬着头皮开口。苏金廷那天心情好，再说对方不久前刚给他介绍过一笔生意，着实赚到了一票，也不便拒绝，于是一口答应。对方趁热打铁，立刻跟着老苏上门看堆放地。老苏带着薛某进门后直接去了后宅，其时苏欣娟独自在家，正在前面厅堂坐着给邻家孩子织一件毛衣，对于老爸带着朋友直闯后宅，并未表现出任何惊慌。老苏两人在后宅转了一圈，未发现有其他人待过的痕迹，更别说当场撞见成祥盛了。侦查员据此分析，认为之前对成祥盛藏匿于苏家的怀疑似是有误。

不过，正因为有误，才给了专案组一个联想和推理的空间：苏欣娟请父亲从重庆捎了一段劳动布料，要给成祥盛做一件上装；不用说，这件衣服肯定是她自己动手做。做衣服需要量尺寸，成祥盛没在苏家，那么他在哪里呢？答案是——应该在绵阳城内的另一个处所隐藏着。

按照常情推测，苏欣娟通常会在拿到布料之后即去跟成祥盛见面，丈量尺寸，着手裁剪缝制。缝纫机在苏家前宅厅堂，苏欣娟必须回家动手制作。这段时间，即使慢一点儿，三天总可以完成了。苏金廷说他是国庆节前一天即9月30日下午回家的，那么，苏欣娟做这活儿的时间应该是国庆节前夜、节日当天或者节后两三天里。弄清这一点很要紧，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国庆节，全国各地都在欢庆，绵阳也不例外，人们应该对那几天自己是怎么过的留下深刻印象。专案组决定以此为焦点展开新一轮的调查。

之后三天，包括老苏在内，所有接受过调查谈话的亲戚、同学、朋友、邻居，再次被询问。专案组的目的很清楚，要查明国庆期间苏欣娟在干什么，跟什么人接触过，去了哪里。希望以此为线索，追查到成祥盛的藏身之地。

但苏金廷却说，9月30日他回家后不久就外出跟人家对账目了，再回来已是晚上九点。之后三天，苏金廷忙于在外面应酬，在家也是接待生意上的朋友，根本没留意女儿在干什么，甚至不敢确定她是一直待在家里还是外出过。至于那块布料是否做成了衣服，以及做成的衣服的去向，他就更不清楚了。

这是死者之父老苏的说法。死者的那三个结拜姐妹又怎么说呢？何三姝说她并不知道苏欣娟请其父从重庆捎布料之事，国庆节那几天，她没有跟苏欣娟见过面。燕逢春、沈朝霞的说法也差不多，国庆期间她们都是各忙各的，没有见面。

对邻居和亲戚的调查也没有获取有用的信息，苏欣娟在国庆期间的行踪竟然成了谜。

七、真相大白

线索再次中断，难免使人沮丧。不过，在专案组长柯永嘉看来，却是距离真相越来越近了。专案组侦查员再次聚在一起研究案情。柯永嘉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在其他人发表过意见后，他开腔说了自己的观点——

苏欣娟跟成祥盛交往，一直到怀孕的程度，且不说通常男女之间要走到这一步（尤其苏这样的姑娘）肯定需要时间的铺垫，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空间——苏姑娘在哪儿跟成祥盛见面？只要找到这个空间，也就差不多找到成祥盛了。

这个空间在哪儿？最初认为是苏家后宅，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这个怀疑缺乏依据，比如没有发现苏欣娟以外的其他人生活过的痕迹、没有伙食来源、老苏从外地出差回家后无意间对后宅的“突袭式检查”没有发现疑点，等等。这样，苏欣娟跟成祥盛幽会的地点就应该在其他场所。从理论上来说，旅馆比较理想，但解放后——特别是川西开始剿匪后，别说绵阳这样的专署驻地了，就是周边各县下面的乡镇小旅馆小客栈，都对旅客入住控制得极严，像成祥盛这样的主儿根本别想住进来。由此判断，成祥盛应该藏匿在绵阳城内的某处民宅里，而且该民宅应是苏欣娟可以在不被人怀疑的前提下自由出入的。

根据之前的反复调查，苏欣娟生前的人际接触看似颇多，其实都是以珠市街一带的邻里为主；苏家的亲戚原本没有几个，由于老苏经常出差，互相之间来往不多，除了姑姑姑父偶尔会来看看她，其他也就一年见面一次；小学初中的同学应该有一些，但这些同学中，她接触最多的不过何三姝、燕逢春、沈朝霞三位。因此，适宜于苏欣娟跟成祥盛幽会的场所，应该就是何、燕、沈三个结拜姐妹之中某位的宅第！

柯永嘉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番话一说出来，一干侦查员频频点头，差不多都有“道理很简单，咱们怎么就是没想到”之感。于是，立刻决定对何、燕、沈三家的情况进行外围调查。调查的重点是，这三家中哪一家具备可以使成祥盛长时间藏匿的条件。

史存鼎、彭念慈负责对何家进行调查，查摸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何三姝的父母早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两人是同校不同科的同学，其父是内科班，其母是检验科班。两人在校时恋爱，毕业前夕结婚，离校后一起去了成都一家由美国人办的医院。次年，有了何三姝，之后又生了两个男孩儿。1939年，国民政府设立西康省。医院决定在西康省省会驻地雅安设置分院，何三姝的父母奉调前往。当时何家经过商量，决定祖父祖母连同何三姝的两个弟弟随同父母一起去雅安，何三姝则送绵阳，由独自生活的外婆照料。外婆是个笃信佛教的虔诚信徒，带着外孙女在已故外祖父留下的一个老式宅院里生活。因为只有两个人住，宅院显得相对宽敞，有前后门、天井、院子和房屋十二间。

这种情况，以专案组设定的“环境标准”来衡量，硬件上已经符合。况且，七十多岁的老外婆听力障碍严重，近年又患白内障，视力剧降。老人家倒也无所谓，反倒越发沉湎于佛教，一天到晚烧香、拜佛、诵经，对世事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燕逢春、沈朝霞、苏欣娟经常去她家玩耍，老外婆别说干涉了，就连是否知道都成问题。这样的环境，对于成祥盛来说，应该是比较适宜于作为藏匿点的。

侦查员张欢、彭念慈负责调查燕家：燕逢春的父亲燕俊康是开米行的，旧时出售大米的粮店称为米店，米行则是向米店提供货源的批发商。由此可见，燕家经营的“福仁米行”的规模所决定的建筑格局肯定是比较可观的。旧时开米行的要谨防荒年时发生抢米风潮，一旦失控，会影响家庭财产和眷属安全，所以通常都排斥“前店后宅”的格局，往往把住宅设于离经营点稍远的地方。燕家就是这样，“福仁米行”开在正东街，而燕家住宅则在城隍庙街。

燕逢春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面的两个哥哥在外埠工作，一个姐姐嫁在罗江，平时白天家里就她和全职太太母亲两个。燕家的住宅不像何、苏两家那么宽畅，但地处偏僻，紧挨业已废弃的燕氏祠堂。祠堂面积不大，三百来平方米，抗战时在日军的空袭中受损，族人都认为被坏了风水，另外选了一处地方重修。燕老板是族中长辈，主张祠堂旧址可以暂时不动，空置几年再议如何处置。此议获得赞同，老祠堂就这样一直闲置到解放。解放后，动与不动就由不得族人说了算了，只有维持现状。其实燕老板此议是有算计的，需要时，旧祠堂可作为囤积粮食的免费仓库。为出入方便，前几年他甚至叫匠人师傅在祠堂与他家之间的围墙上开了道门。如此，祠堂也可以成为成祥盛的藏匿之地。

柯永嘉和王一德负责查摸沈家的情况：沈朝霞的老爸沈玉成开着“沈记竹行”，店宅合一，有住宅、有店堂、有堆场，面积肯定不小，显然是适宜于供成祥盛藏身的处所。但侦查员在派出所看了户籍警画的竹行平面图，反倒觉得隐秘条件不如何、燕两家。尽管竹行前临街后倚河，水陆均便，可进可退，但竹子作为一种廉价商品，吞吐量很大，客户、船家人进人出频繁，而且挑选时折腾得厉害。再说，本行的伙计也随时可以跑进窜出，如果让成祥盛藏匿于内，只怕会白日提心晨昏吊胆，终日惶惶不安。因此，侦查员倾向于认为沈家可以排除嫌疑。

事后想来，如果柯永嘉、王一德就这样离开的话，这个案子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破了。幸亏柯永嘉在准备告辞的时候忽然想到应该了解一下沈老板的历史情况。做竹木生意的跟山区群众接触广泛，有时难免结交匪类。土匪中也有一种是同时从事两种职业的，农忙时他们是辛苦耕耘的农夫，农闲时则操枪挥刀，杀人越货。沈老板经常到周边乡下采购竹子，结交的是农夫还是土匪，他自己怕是也分不清。时间长了，对方时不时给他点儿便宜占占，然后就可能请沈老板帮他们藏匿赃物、购买药品、运送武器甚至提供情报。

派出所提供的情况对沈老板并无不利之处，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没有参加过帮会，于政治更是毫不沾边。柯永嘉特地问了几个留用警察，都说从来没听说过“沈记竹行”跟“棒老二”（土匪）有过什么关系。那就应该放心了吧？柯永嘉也是这么想的，但他是科班出身的资深侦探，了解情况有一套程序，先问什么后问什么都是有章法的，所以他一面起身一面随口问了一句：“他是何方人氏？”

户籍警想了想：“祖上是广东客家人。”

柯永嘉一个激灵：“广东哪里？”

这个，户籍警就说不上来了，于是查阅户口底卡——梅县。柯永嘉马上想起川西暴动匪首、已被处决的刘惠安，这主儿跟成祥盛一见如故，不正因为同是广东梅县客家人吗？

“沈记竹行”可疑！

专案组一面请示专署公安分处派遣警力秘密监视竹行，一面请老苏出面，以“表示谢意”为由把何、燕、沈三个姑娘约出来，由专案组侦查员分别跟她们谈话。先从何三姝、燕逢春那里获得了四姐妹聚会时的异常情况——

以前，她们四个隔三差五的相聚都是以苏家为主，大约从今年夏天开始，聚会渐渐少了，而且多由沈朝霞出面约请她们去竹行，沈一开口，苏欣娟必及时响应。对于何、燕来说，这也蛮好，竹行虽然嘈杂一点儿，但后临涪江，在沈宅后院堆场一角的临江铁亭里，可以看江景、钓鱼，很不错。不过，好景不长，过了半月，每次去竹行，苏欣娟或者沈朝霞中的一位总会突然找借口离开，这样，何、燕也就感到无趣，只好告辞。稍后燕家老人患病，燕逢春忙着照料，这种相聚也就逐渐少了。不过，四人情谊依旧，每周一两次见面时还是像过去那样亲热。

如此，沈朝霞就引起了侦查员的怀疑，认为该女很有可能涉嫌苏欣娟被害。柯永嘉、史存鼎两人出马讯问，果然如此！11月25日凌晨两点，隐藏于“沈记竹行”的成祥盛被捕。随即讯问，案情终于大白。

成祥盛本名沈戒嗔，与竹行老板沈玉成系血缘关系较近的族亲，按辈分，沈戒嗔该是比他大二十一岁的沈玉成的叔父，比他小九岁的沈朝霞则应尊称其为叔公。沈戒嗔这一支并未像沈玉成的祖先那样离开梅县迁到川西生活，他们一直在梅县做着一份不大不小的生意，过着平静的小康日子。1936年，这份平静日子到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夺去了沈家六人的性命。十五岁的沈戒嗔侥幸未曾被传染，遵照父亲的遗嘱，在族亲帮助下离开梅县，远赴川西投奔竹行老板沈玉成。

起初，沈玉成对远道投亲的沈戒嗔有点儿不待见，不过两人聊下来，沈老板对这个少年叔父不得不刮目相看。沈戒嗔天生聪明，三岁认字，五岁上学，七岁习武，到小学毕业时，文能作诗词、赋词曲，武能掀翻成年汉子。进了初中，一应功课自是能够轻易应付，空闲时间自学《易经》，可推算命相、测字卜卦。沈老板搭到了沈戒嗔的脉之后，真心不敢小觑了，当即征求意见：此后继续求学深造，还是另有打算，任凭您选择，一切费用由愚侄承担。

沈戒嗔则表示，书我已读够，不想再进学堂了。听说“沈记竹行”在乡下包了偌大竹园，我想去那里先住下再说，一是相帮竹行派去的伙计管理，二是散散心。住一段时间后再回绵阳城里，就在竹行谋一份差使过日子。

就这样，沈戒嗔在乡下住了下来，一待就是三年，其间每年冬夏回城住一个月。他在乡下协助竹行派去的伙计把一应事宜管理得很是妥帖，还跟当地乡民交上了朋友，经常去拜访当地道观，跟道士谈天说地，学习道术，探讨命相，过着一份悠闲日子。一年两次回城，正是刚刚入学的沈朝霞放寒暑假的时候，就点拨侄孙女的功课，偶尔也给前来串门的何、燕、苏几个女孩儿讲故事。

三年后，竹行需要人手，沈老板就跟沈戒嗔商量，请他回来帮忙。沈戒嗔答应了，但说他还是要不时去乡下住住的，因为他已经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村姑，决定娶其为妻。沈老板听着暗惊，却不敢反对。次年，十九岁的沈戒嗔与村姑李氏成婚。新房设在乡下竹园内，是由新郎亲手设计搭建的，材质全部是竹子。沈戒嗔过的是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但他却乐意城里乡下来回走动。他在竹行的身份比较微妙，辈分比老板大，干的是管理乡下竹园和处理城里竹行的账目、外勤等活儿，沈玉成给他开了两份薪水，他推辞无效，竟把另一份拿出来每月分给一干伙计。因此，大伙儿对其非常尊重，小小年纪就终日被一口一个“先生”地叫着。

一晃儿到了1949年，12月中旬的一天，乡下传来噩耗，李氏去河边洗衣服时，失足落水而亡。沈戒嗔闻讯，即去奔丧。随同前往的沈玉成建议将其九岁的儿子带回城里生活，沈戒嗔赞同，可是其子却不肯，坚持要与外公外婆一起住在乡下。沈戒嗔也就遂了他的愿。

办毕丧事，沈戒嗔倍感郁闷，对沈玉成说要去周边游历，意在散心。不料，这一游，却在洛带镇遇上了土匪。沈戒嗔骨子里是一个自由散漫之徒，要说政治主张，也谈不上。虽然长期生长在旧社会，但没有直接受到过什么剥削压迫，对旧政权并无仇恨。而他那份与众不同的个性以及近似于病态的敏感，跟解放后新政权的行事宗旨显然格格不入。因此，遇到这等事儿，竟然觉得有趣，甚至有一种参与的冲动。正好匪首刘崇朴让手下物色起草文稿的先生，他就化名“成祥盛”自荐，如此就上了贼船。

上船容易下船难，他审时度势，估料国民党是回不来了，他日后必被人民政府追究，就设计了一套逃避追踪的联络方式，给自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随着形势的变化，他逐渐淡出土匪圈子。其实沈戒嗔早在匪患最严重的1950年3月，就已经回到绵阳，继续过着那份半城里半乡下的生活，接受土匪的活儿全凭邮寄方式，而那是寄到乡下竹园附近的一座寺庙去的，他给僧人一些钱钞，僧人为他代收邮件。

6月中旬，沈戒嗔把儿子从乡下接进城，和他一起住在竹行。儿子跟比他大十来岁的侄女沈朝霞很亲，小孩子没有辈分概念，将其视为大姐姐。沈朝霞对这孩子也很好，为留在家里陪伴孩子，就邀请苏欣娟等三姐妹经常来竹行玩耍。其时由于匪患，竹行生意清淡，沈戒嗔空闲较多，加之要陪儿子，也就跟四姐妹接触较多。他原本就是文武双全之辈，又通晓命相，擅谈古说今，长相端正斯文，苏欣娟竟然喜欢上了沈戒嗔。而沈戒嗔也觉得这位苏姑娘跟自己特别对眼，交往中作出了适当回应。苏欣娟单纯，向沈朝霞吐露了心思，表示自己愿意嫁给沈戒嗔做续弦。沈朝霞也是心眼玲珑剔透之辈，对此已有察觉，寻思这倒是一桩好事儿，就跟沈戒嗔说了。

两人经由沈朝霞牵线，交往越来越密切，很快就越过了那条界线。没多久，苏欣娟就发现自己已经怀孕，随即告诉了沈朝霞和沈戒嗔。沈朝霞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赶紧结婚就是。苏欣娟想想也是，寻思父亲那一关总是过得了的，毕竟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嘛。可是，沈戒嗔却犯了愁。当时的形势诚如他在3月间所估计的，解放军剿匪力度加大，土匪大势已去。按照历代执政者的惯例，平息暴乱之后就该清算了，他这个“匪秀才”是否逃脱得了惩罚还难说。如果苏姑娘不是全城闻名的美女，如果其父不是“小百货大王”老苏，那他可以立刻娶过来，悄悄过一份滋润日子。可是，像苏欣娟这样一个女子，还有苏金廷这样一个父亲，自己以鳏夫的身份跟苏欣娟相好，生米煮成熟饭后奉子成婚，那就是绵阳民间的一桩大新闻。老苏在最终同意这门亲事之前，肯定会闹腾出一番动静来。那可是一个跑惯了三关六码头的老江湖，只怕还会动一动查查自己底牌的脑筋。万一老苏在跑江湖时也结交了匪类，听说过“成先生”的名头，那可就麻烦了。

左思右想，沈戒嗔都觉得不妥，只好动员苏姑娘打胎。先请沈朝霞出马劝说，当然不能交底，借口是过于仓促，连卜几卦，都显示一年之内不可成亲，沈戒嗔不敢违背天意。但苏欣娟根本不听，一心一意要立刻结婚。沈戒嗔只得自己出马，反反复复不知谈了多少次，最后苏欣娟总算勉强同意打胎。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这时胎儿已经将近三个月了，以当时绵阳的医疗水平，打胎是有风险的。沈戒嗔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一旦打胎出了岔子，苏姑娘大出血身亡，那就是一桩比成亲还大的新闻，老苏也好，警方也好，肯定会一追到底，他是过不了这道坎的。

反复盘算下来，沈戒嗔认为只有灭口这最后一招了。于是就跟沈朝霞商量，针对其迷信的弱点，编造了一套说辞，惹得沈姑娘比沈戒嗔这个正主儿还寝食不安，不住催着赶快下手。

方案是沈戒嗔制订的：先由沈朝霞出面，在半月之前散布公园月形池“水鬼现身”的谣言（天真单纯的苏姑娘竟帮着传播，因此受到了警方的关注）；11月7日，以到图书馆查找资料为由，把苏欣娟引到公园。从图书馆出来后，两人在月形池边散步，沈戒嗔寻机动手。

沈戒嗔被捕后的次日，即押解成都。川西公安政保部门对其进行了讯问，他供出的许多情况对于追缉残匪起到了预期的作用。沈戒嗔后来没被押上审判台，在看守所监房内，他与同监犯发生殴斗，以一敌三，寡不敌众，被击中要害，抢救无效殒命。这天，正好是他的三十岁生日。

沈朝霞作为谋杀案从犯，于1951年3月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